，则役人固其愿也。然亦岂须效富家大姓，出金币以买田而后可为耶？今若创买民田，行其法于内地，而免其常赋，则是县官先有买田之费，又岁岁以其租税而雇役也，与给钱雇人果何异哉？所谓异者，前日雇人，钱出于民，今日雇人，税出于官而已。税既太亏，岂不为经费之害？若不免其常赋，则一二顷之田岁得几何，而既夺其力，又责其税，使终身不得休息，而更为子孙之累，岂不酷哉？夫无知之民，初虽以得田为悦，及其劳于役使，困于饥馑，则以逃亡自免而已，岂常久之计耶？
今差役之法，万户之邑，岁役不过数百人也。择数百人于万户中，非物力优厚者不预也，又有时而更休焉。然论者犹恐其不能胜役，故生以田募役之议也。彼应役之民，得田于官，虽为一时之幸，若论其实，则受田于官与受田于父祖者，有以异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岂不受田于父祖者，则田虽甚多，又有更休，而犹虑其不能胜役；受田于官者，则田虽至少，又无更休，而反可以应役无穷耶？此不待深思而可知者也。
轼之议曰：「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一三】，闻之道路，出自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遽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更相驳难，遂不果行。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见称于万世也。」臣亦以为不然。谓其法出于先帝之圣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谓其法废于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是，而终罢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罢其法之意，又岂非惑耶？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务。然圣人之志，惟圣人为能知之，其知之无难者，事而已。所谓事者，亦随时而损益焉，乃所谓善述也。是故文王作丰邑，非不为长久之计也，至武王则不居而作镐京。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非不为长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则关市有征而泽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岂尽同于文王哉？然后世以武王、周公为达孝者，以其事在于适时之宜，而损益更张，不害其为善继善述也。使买田募役之法，先帝终行之而不宜于今，犹当更改，况先帝察其为非而罢之者耶？
且民不可以屡动。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无弊，暨变而为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旧法，有成书也，行之宜甚易矣，然犹觽议纷纭、民情疑惑者，经年而后定也。今又欲无故改作，以骇郡县，以惑三路之民，非安靖之道也。臣欲乞圣慈详酌，指挥下有司，罢以田募役之议，以安民情。（苏轼买田募役议附见元年四月、六月。王岩叟、孙升、王觌议自注云三月十八日。升议云正月以后，而无其日。今因于三月末附王岩叟及觌并上官均议。）殿中侍御史孙升言：
臣尝读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窃以祖宗百有余年，圣贤经纶，成就太平之业，自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治。然则法度典章，万世子孙遵而守之，不可改易。虽圣人之法，行之既久，必有偏弊，要在后世救其偏、补其弊而已。伏惟陛下自临御以来，祗率旧章，允迪前烈，深知免役出钱困民而为害于天下，故自元佑之初，发德音，诏四方复行祖宗百年旧法，罢去出钱免役，尽依熙宁元年以前条贯施行。令下之日，四方民庶莫不鼓舞。然自去年九月中旬以来，复议城郭五等以上出钱，（九月十八日。）今年正月以后，又使乡村三百贯以上减半免役。一年之间，诏令凡三易矣。臣访闻四方之民，自降九月中旬指挥，又见今年正月所颁条贯，皆巙巙不安，以谓朝廷命令变更不定，而祖宗旧法将复改易。刻剥聚敛之徒，假息窃视，幸其有间，复肆毒螫。臣尝罄竭狂瞽，冒闻天听，终未蒙朝廷省察施行。
臣又闻议者建言欲废祖宗差役法，而买田以募役。中外传闻，莫不怪骇，而庙堂之论不能折其狂言，详定役法之官畏避不决，乃行下三路相度。臣窃恐四方闻之，民心益不自安。且买田募役，在熙宁盖尝行之，曾未数月而罢。今日建议之人，以谓闻之道路，出于先帝之意。臣窃以先帝励精政事，必有见于朝廷，岂当闻于道路？夫买田募役，虽甚愚知其不可行，不待臣言然后见也。臣且以建议者自言其利有五而其害有二，利之大者不过散免役□剩钱三千万以买田，使民知先帝非有意于重敛，盖将为今日之用耳。臣以谓天下之民，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先帝有仁民爱物之意，而聚敛之臣，行法之过，岂待为区区之迹以自明哉？岂必因议者之言然后信哉？害之大者，使陛下舍祖宗百年太平之成法，而令百姓有患及子孙之害。轻重得失，较然易知。古人以谓利不百不变法，今给田募役，利之小者，犹谓不过有五，而害之大者，自言必须有二，则是利未及百而害已过半矣，徒为纷纷惑乱天下。
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正在遵守祖宗成法之时，不当轻有改易，以动人心，伏望圣慈详察，早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速止绝三路相度行遣，以慰安四方人心，则天下幸甚！监察御史上官均言：
臣窃见翰林学士苏轼近论买田募役事，朝廷送役法所相度。议出之日，中外士大夫莫不骇异，以为于理决不可行。臣辄因轼之所具利害条目，得以缕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