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
贴黄称：「前后臣僚乞建储者虽多，然琦等嘉佑末定策之日【三】止用谏官司马光章疏【四】，琦等日持其疏恳请于前，其功业皆相济以成之也。伏望于今来诏书中明赐别白褒显，以示天下。其元丰旌赏之事，自无相妨。」（元年十月十八日，王岩叟朝论可考也。编年云：「五年二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初，彦博既入，刘挚等帘前论列，谓熙宁间王同老所上文字皆彦博教为之，乞改史。太皇太后曰：『吾详知此事，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文太师、富相公、刘相公、王参政功也。嘉佑末，乞英宗为皇嗣，仁宗升遐，立英宗者韩相公功也。自不相掩，不须改史。』至是，挚拜相，琦之子忠彦及其客王岩叟秉政，彦博立求去。」按：刘挚此时未拜相，六年二月乃为右仆射，又太皇太后所言，不知编年何从得之。挚等第二奏云：「蒙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见是非之正。」岂即编年所记乎？当考。王岩叟朝论云：「元佑元年十月十六日，同刘挚对延和，挚言：『臣等有一事欲奏陈，此事体甚大。』岩叟曰：『缘为今来修神祖实录，须要合辨明。』挚曰：『太皇太后陛下合记得，不知当日英宗立为皇子，是至和间已定邪，直到嘉佑六年方定邪【五】？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宫中必知是韩琦。已前文彦博、富弼时，虽曾言，只是乞选宗室贤者，几时敢指名！』岩叟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此是子细，不胜幸甚。』挚又叙王同老上书之由，遂表读进御一章，岩叟曰：『文字颇多，愿陛下少垂圣听。』读至半，又曰：『大臣言者岂敢指名，只是乞选立宗室耳。』至『宫中尝养二子』，又曰：『一人名宗实，昭成太子第二子，仁宗尝言道较纯厚。』又言：『韩琦之功更不说也，见说富弼没胆不敢做，神宗只称文彦博，不言有乞建储之功，不谓曾指名也。神宗一子与韩琦家做亲，便为报他功也。』又云：『今为修实录，须好进取入来。』挚、岩叟皆奏：『乞陛下宫中子细看。』岩叟又曰：『此事若明，则韩琦虽在九泉无所恨。』」此已附见元年十月十八日，又今别注于此。）
及忠彦出守，亦自言曰：
臣窃见元丰二年故参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同老上书述其父与至和执政大臣请定英宗为皇子，又缴其父所为诏草。神宗始亦疑之，遂有所质问，而当时大臣乃傅会同老之说，以实其事，遽下诏褒赏数人者，且曰：「乃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佑之诏但宣之耳。」时章惇为御制诗序云：「至和之末，议既定矣，而史臣又乞降其事，纪于正史。」由此是非杂揉，寖失本源，傥承误书于实录，何以追改？臣窃闻同老所奏，多引当时窃议之语，及于上前不敢明有主名，故后来富弼因转官谢表亦自谓止曾泛议建储，则今所请立英宗为嗣者，妄也。尧臣所撰诏草，既未尝进呈，即是不曾得旨，今云议定者，亦妄也。臣不敢远引事证，谨以素所闻于先臣者陈其大略。
仁宗在位久，皇嗣未立，中外臣僚言虽众，而所上章疏多不降出。及富弼丁忧，先臣进位首相，曲谢日，即亲书札子面请，其略云：「如陛下已得其人，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既未得请，相继论列凡十一次，仁宗尚未开纳。先臣闻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尝有立嗣之奏，遂进光为谏官。光果伸前请。先臣既得光奏，即以上陈。又一日，自怀孔光传于上前，大议于此始定。若谓至和之间已得意旨，何不遂行尧臣所草之诏？岂有数年之后，中外交章，辅臣力请，始有许可之意？况仁宗初谕二人，实犹未决，若非君臣一心，以主大议，则事固未可知也。前所谓至和已定之说，欺罔可见。
自后英宗立为皇子，及践祚之始，服药日久，光献垂帘听政。当是时，忧危万端，公议颇有知者，臣更不敢具述。不意身薨四五年后，同时执政多已殂谢，慈圣太后亦已登仙，因一故臣之子妄意恩赏，言无考验，遂使朝廷谓援立之功在于至和之臣，嘉佑之诏但宣至和之议。如此，则先臣奉行前人已成之事，何劳之有？辄当前人之异恩，赏亦无名。臣等诸孤以父勋书之行状，上于朝廷，勒于金石，乃为欺罔，使先臣九泉之下岂得遑安？神宗晚年，臣屡因奏事，亲闻德音，每念先臣之劳，尝有感叹之语，而前日褒功之诏，事已施行，虽圣心追悔，顾无及已。今日修先朝大典，苟于此时又不能辨正其事，则方册之上，前后异同，后世何所取信？
伏维太皇太后陛下辅翼英宗，入自宗藩，始末事实皆圣明亲所闻见。如蒙圣慈以臣言为不妄，乞即付之实录院，特敕史臣正此差误，则仁宗与子之意明，嘉佑定策之议正，昭示万世，可谓信史。臣今所言，非为己也，忝在近列，非徼恩也。直以谓援立之事，归在至和，则先臣有冒功之耻，以故悲愤不忍不言。于是内批：「至和、嘉佑中虽或有奏立皇嗣者，岂若琦议之确，以至终成大事，琦功莫比。宜详所奏，录实编修。」时元佑二年三月也。（韩忠彦此疏，神宗实录墨本奏于元丰三年闰九月二十六日，朱本削去，今拟取附忠彦出守定州时。实录云，时元佑二年三月也。按：忠彦以二月四日除定州，当即上此疏，三月乃批出耳。）
枢密院言：「元丰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