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四凶之党，不应无人尚在中外，未闻下诏安四凶之党也。臣自风闻下诏，寝食不复自安，必料陛下畏见多言，故有此指挥，不知令臣今后如何居职，有言则犯令，不言则负恩，进退之间，未知所处。幸陛下察之，无误此举。言事官当忠于主上，公于天下，是为称职。忠则不肯立朋党，故言无所隐；公则不敢任喜怒，故言无所欺。或朋邪罔上，或意在报私，或厚诬其人，或以讦为直，或阴怀顾忌，则陛下当深察其情，罢之则可也，窜黜之则可也，以为约束一切，闭其言，则不可也。如果有诏书，即望陛下采纳臣言，只作圣意取入禁中，以安言路之心。」
岩叟又言：
臣前日以风闻欲降诏书安搢绅之心，辄犯天威，论奏不便，乞收诏勿下。深虑言之未切，圣心未加采纳。窃缘此事出于陛下举动，所系国体至重，臣不敢苟且自安，便为俛默，负陛下平日待遇之意。
伏睹陛下即位以来，惟以求言为盛德，纳谏为圣功，天下风闻，莫不鼓舞。虽前代英主，有所未及，正宜日进此道不倦以终之，以副天下之望。今方踰年，而遽下此诏，虽名为安慰罪人，其实乃约束言者。窃恐四方流闻，疑朝廷厌言而拒谏，有损陛下盛美。臣谓此诏之出，上无益于圣德，中无益于治体，下无益于忠言，惟是挫端良之心，增奸邪之意耳。不独如此，而又将有人睥睨朝廷，以为可以窥测；侮易政令，以为可以动摇。自古欲治之主，惟患言之不多，天下之善恶有所不闻，以塞其聪明，未闻禁言者使之不言也。言者言之，陛下择可行者而行之，仰不累陛下之明，俯不失言者之职，则言虽多而何伤！
臣初为谏官，对于帘下，亲闻德音丁宁谕臣等曰：「天下之事无大小，一一言来，当一一主张。」臣感激至恩，恨不倾沥肝胆以为补报。今日诏书，臣所未喻，陛下求言如此之切，不应厌言如此之早也。近古好谏莫如唐太宗，敢谏莫如魏郑公，太宗一日问曰：「今日所行与往者何异？」郑公曰：「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人使谏；三年以后，见人谏诤，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勉以听受，而终有难色。」太宗曰：「如何事如此？」郑公遂一一陈之。太宗曰：「诚如公言，非公无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觉，公向未道时，都自谓所行不变，及见公论说，过失堪惊。公但存此心，朕终不违公。」臣读之至此，每叹美太宗之服义，景仰郑公之尽忠。愿陛下慕太宗贞观之初心，导人使谏，髃臣亦当有希魏公事君之大节，以报陛下者。以诏书未宣布间，惟陛下断自清衷，早赐追还，天下幸甚，臣不胜激切之至！
贴黄称：「臣窃谓进此说者，非纯诚爱君之人也，或出于全身之谋，或出于为子孙之计，或出于养誉邪正之间，欲收人情而两得，或出于怀奸计以事陛下，浸开间隙，倾陷忠良，援引邪佞，复为前日之过，深可惧也！惟陛下精虑而深思之。臣恐诏书既下，正士知陛下有厌言之心，不敢遑安，稍自引去；后来者不过得循默之人，以为称职；其次得苟且偷惰之人，废坏纪纲；又其次得阿谀柔顺之人，靡敝政事。皆所以与奸为党，壅蔽下情，欺罔之罪复结矣。陛下深拱帘帏之中，久而安之，浸不复得闻天下之事，此非陛下今日求治之本意也。觽人之说，皆谓诏书欲以安反侧，臣窃疑之。所谓反侧者，乃前世伐叛讨逆之后，余党畏惧诛戮，有怀生偷安之心。当时恐其为变，故以诏书安慰之，乃祸乱之时，姑息之事也。今朝廷清明，王道平直，自以至公之理行典刑，此曹何为而有反侧之心？陛下何忧而下安慰之诏？甚无谓也。下诏之后，忠良之在近者日益簄，则在远者疑畏而不敢进；奸佞之在近者日益亲，则在远者踊跃而以类至，此人情之所易见，而事理之所必然者也。」
岩叟又言：
臣自风闻朝廷欲降诏书安慰搢绅之心，虽两上章论奏不便，以闻之未审，故言之未详，臣今颇得大燍，信如所闻，甚可怪也。事有大不可者三，陛下岂容易而发！窃知其间□列先朝搢绅之恶，无所不有，虽云臣下所为，然于先帝之明如何也？陛下下诏之善意，本在掩盖前事，不知反所以彰先帝之失，此大不可一也。陛下即位以来，未尝以喜怒爱憎妄责一人，凡有所行，必本天下公议。大奸大恶，不得已而黜者，又曲从□恕，百分罪恶，不过行一二分而已，有何太甚之事？今闻诏引「疾之已甚」之语，如是，则是陛下临御以来，所行之事皆为过当，反成自诬，以伤国家之体，此大不可二也。奸人诳惑陛下，张大其事，言人心反侧，故致陛下有下诏之意，陛下不可不自察。今天下生灵之心，安与不安，何如往前？今天下生灵之心所以安，只因陛下明辨邪正，黜去欺君罔上人数辈耳。若复见陛下姑息此曹，未测将来之好恶，则天下之心将疑而摇矣。陛下意虽欲以安罪恶，不知反所以动天下之心，此大不可三也。陛下下诏，未见一利，而有大不可者三，何可为哉？臣非故敢逆陛下之情也，盖欲以惜朝廷之举动，全吾君之盛美耳。夫为国之道，惟浑然深厚，湛然无迹，泯迹言语之间，使天下君子小人皆不可得而窥，不可得而议，乃为清宁之本也。何为自生疑心，无故下诏，使天下可得而窥，可得而议哉！臣恐益为纷纷，不能成清宁之治，误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