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论率钱募役之害，曰：
臣窃惟天之生民，以衣食为命，故衣食者人事之确论，非高谈虚辞之可致者也。昔者圣人所以治民之道，别其四业，任之九职，农夫效稼穑之力，虞衡主山泽之利，百工饬庀八材，商贾阜通货贿，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泽、关市，此财用之所出也。沿革损益，虽历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过是则非王制矣。
伏见近制募役之法，令人户等第输钱。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权轻重而御人事，以平准万货，故为国者必亲操其柄，官自冶铸，民盗铸者抵罪【八】，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钱者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通变之神术也。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以两税输谷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谓取于田者也。金、银、铜、铁、铅、锡、茶、盐、香、矾诸货物，则山海坑冶场监出焉，此所谓取于山泽者也。诸筦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此所谓取于关市者也。惟钱一物，官自鼓铸。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九】，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余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宋，未尝闻加赋于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后财利之入，至三倍于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则是本末之原，盈虚之数，其疏□不侔久矣。
陛下悯时事之积敝，志在变而通之，以财成天下之务，故创立法制，所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通都大邑要扼之地，以之并废；重镇将吏之伦，以之散遣。游民敝夫而委以仓库案牍之事，军员卒长而付以钱谷簿书之责，如此不便之事，因缘极多。至于五等版籍，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此旧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旧制不任差役者也。今令五等一概输钱，是率贫细不足之民，而资高强有余之户也。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余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敝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谷帛，惟屋税五千余贯，旧纳本色见钱。
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输钱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又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余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九万三千余贯。每年两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无有已时，天下谓之钱荒，搜索殆尽。而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于四夷，内则恣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谷帛益贱。变转既难，民日益困，远方僻路，无所措其手足。臣故曰募役之法，为天下害实深。凡公私钱币之发敛，其则不远。百官、髃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谷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者也；田庐正税【一○】、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间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少多，官钱出少，民用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或曰：募钱输官，还以募役，钱既出入，非蓄聚也。臣对之曰：夫募钱者率之农民，散于惰游，市井自如，南亩空矣。或曰：四等以下率钱数少，民易输也。臣对之曰：彼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茄、盐、酰，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
向闻役法初行，其间刻薄吏点阅民田庐舍、牛具畜产、桑枣杂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农器、舂磨、铲釜、犬豕，莫不估价，使之输钱。吏以刻削为功，干赏蹈利，朝廷开赏典而劝宠之，则诸趣时进取之人，安得不从风而靡？岂复知朝廷经久之体耶！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为见于行事，非复圣意所存者矣。陛下圣旨一出，执政奉行，从而增益，至于有司，苛细甚矣。颁下诸路，职司之官各出所见，展转文害，本同而末异，朝行而夕改，郡县承用，以至不胜其敝。且民田二税，水旱检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灾伤，犹暂倚阁，募役之钱，年虽大杀，无减免之理。往时州县之役，若身充，若雇佣，率三分其费，而一分以薪粮取给，岂悉资于钱也。大乡户觽，一役代归，十余年间安居无所预矣。
募法之行且六年，初年民始大骇，既而伐桑枣，卖田宅，鬻牛畜。比年稍荒歉处，民流散多矣。至今纷纭变更，意莫能定。其法上不能富国强兵，成公家之利，下不能便民济物，为天下之福。若但坐观其敝，莫之改图，臣恐国家之忧，不在敌国而见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高才远识之臣，通议率钱募役之法。盖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者民也，动危甚易，安之实难。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国家之本也，是以圣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国家必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