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而垂为万世法。然议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为始祖，臣等敢以此为议。
昔者商、周之兴，本于契、稷，考诸前载，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余世，世祀不失，至汤而有天下，修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余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稷、契为商、周之祖，其礼素定，后世固无得而易之矣。奉以为太祖，以主庙祀，有以尽一时之宜也。诗之长发言商家兴发之久，历夏之世，其来长远；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传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谓为祖不因功德也。
后世受命之君，功业特起，不因先代，则亲庙迭毁，身自为祖。郑康成云「夏五庙无太祖，自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唐张荐云「夏后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亲庙，则拟祖上迁，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则处士迭毁；晋祖宣帝，则征西迭毁；唐祖景帝，则弘农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已法契、稷矣，则上之亲庙不得不毁，势当然也。借使魏、晋欲不祖武、宣而越取处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数，未知更当及于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为法。韩愈有言「事异商、周，礼从而变」，臣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则亲庙不可不立，若特以亲庙及远，便为始封而抑之【二七】，则前古未尝闻也。晋琅琊王德文曰：「七庙之义，自由德厚流光，飨祀及远，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说是也。礼「天子七庙」，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未尝言亲庙之首必为始祖也。
国家治平四年，以僖祖亲尽而祧之，奉景佑诏书，以太祖皇帝为帝者之祖，是合于礼矣。而议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别子之故，非以有功与封国为轻重。」是不然也【二八】。别子之法，自谓公子不继世，故子孙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迁，非天子、诸侯之礼也。使汤、武但为诸侯，则尚不祖此别子，骮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之法乎？若夫禹不先鲧，则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自以正文公之逆祀，非尊祖之论也。唐仲子陵所谓：「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而言禹不先鲧邪？」伏惟宋之为宋，由太祖皇帝应天受命，首创洪业，建大号于天下，异乎商、周之为商、周，可知也。僖祖虽为圣裔之先，而有庙直由太祖，亲尽则迁，古之正义。今欲以有庙之始为说，扳而进之，以为始祖，臣等固疑其与契、稷异矣。使契、稷本无功德，初不受封，引以为据，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无疑也。
设欲必据此论，则臣等又有可言者焉。盖三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论。国初，张昭、任澈之徒，不能远推隆极之制，因缘近比，请建四庙，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若使庙数备六，则更当上推两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谓之始祖也。若谓世次不可推，则斯言也，诏旨所不着，史臣所不录，历百余年，莫知当时之实，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谨按：建隆四年，亲郊崇配不及僖祖。开国已来，大祭虚其东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来，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万世，无以云报，奉之以为帝始祖，于礼无不宜者。
或谓仪礼：「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谓始祖为太祖，乃诸侯制也。臣等以为远祖受封，子孙世袭，亲虽尽而庙不毁，是谓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以为其国之祖矣，后世子孙，自诸侯而为天子，则始祖不易，理势自然，是谓天子及其始祖也。若必求太微之精、神灵之威，谓其始祖之所自出，将见迁就生说【二九】，奇谲无已，弥失圣人之意矣。唐神龙初，议云：「既立七庙，须崇始祖。」而张齐贤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此前儒讲之熟矣。大抵契、稷不以功德为祖，无必然之论；特起之君自为一代之祖，无不可之理。
若乃藏主未顺，宜必改定，盖夹室者子孙庙之偏室，非庙之正也。议者谓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则僖祖之主，必有所归。按周礼：「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庙祧。其庙，则有司修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垩之。」所谓庙者，后稷、文、武诸庙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迁主也。先公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僖祖犹周之先公也，宜有藏主之祧。虽无始封远祖，上为之主，而先公之祧不可以阙。臣等参详，乞略仿此制，筑别庙以藏之，大祭之岁，祀于其室，太庙则一依旧制，虚东向之位，郊配之礼，仍旧无改。事之宜而情之顺也。
魏、晋及唐尝议远庙之主矣，魏锺繇、高堂隆、卫臻皆当世名儒，并云据上当迁【三○】。故景初之制，三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则迁，一如后稷、文、武庙祧之礼。晋永和中，尚书议云：「周人之王，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帝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从孙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谓可别筑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迁，则宣帝位正矣。自虞喜、刘诩、韦泓、王松之、蔡谟之徒并同其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