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育所论，彼岂畏缴敕得罪乎？」遂从所请而有是命。杨氏编年云：是日，司农寺以差役法颁天下。按御集，六月二十二日，中书、门下奏司农寺奏行出钱免役之法。上批：内除以斛岗折雇直不可外，余可。然则五月七日必未颁下，编年误也。两浙科钱数用日录，却已在四月二十七日更详之。本纪在十月壬子。
王安石又言：「王广渊兵变之后恐姑息，宜手敕戒谕，当安其反侧，诛其骄慢犯令者。」上曰：「如此固善，第广渊智不及此，戒谕何补？」安石曰：「广渊亦不至全不晓事，陛下丁宁戒敕，或尚能思虑。」因论兵法：「爱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上曰：「治国亦若是也。」
癸巳，上与王安石论租庸调法，善之。安石曰：「此法近于井田，后世立事粗得先王遗意，则无不善。今亦无不可为者，顾难以速成尔。」上问其故，安石对曰：「今百姓占田，或连阡陌，顾不可夺之，使如租庸调法，授田有限。然世主诚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谓害者制法，而加于兼并之人，则人自不敢保过限之田；以其所谓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则人自劝于耕，而授田不敢过限。然此须渐乃能成法。夫人主诚能知利害之权，因以好恶加之，则所好何患人之不从，所恶何患人之不避？然利害之情难识，非学问不足以尽之。流俗之人罕能学问，故多不识利害之情，而于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为异论。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必为异议众多所夺，虽有善法，何由而立哉？」此已上未见日录所载，今因安石论三不乐，日录在五月癸巳附见。
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对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第义勇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銟养。今皆倒置，□其手背，人不乐一也；教阅靡费，人不乐二也；又使运粮，人不乐三也。近更驱之就敌，横被杀戮，尤使人惮为之。」
冯京曰：「义勇近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以力有分限，苟力不足，则自绝于进取矣。是朝廷有推恩之滥，而初非劝奖使人趋武事也。今措置义勇，皆当及此【四】，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人以得籍名于义勇为幸。至于以武艺推恩，随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也。臣愿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有积官至刺史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此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足此辈【五】？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上极以为然。此据兵志第二卷，以为保甲事，但自「今皆倒置」以下至「众技可成也」，日录系之四年五月九日。又「上曰：府兵与租庸调」云云至「当以礼义奖养」，已附三年闰十一月十九日。又「臣愿择其乡闾」云云至「上以为然」【六】，亦已附闰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尝论租庸调法」至「何由而立哉」，未有所附，今即附此年五月九日，余并两存之，盖安石欲变宿卫法，其言不一而足也。
乙未，权盐铁副使潘宿权户部副使。御史中丞杨绘言宿非材，以兵部郎中贾昌衡代之，权户部副使李寿朋权盐铁副使。昌衡前为两浙路转运使，朝廷方更法度，核吏治，而昌衡数以利害闻。上因中使至浙谕昌衡曰：「前后论奏，具见忠益。」于是召用之。御史刘挚言：「昌衡在两浙，前坐失按举杭州、明州守臣，自转运使降为副使，乃缘发运司以均输奏留昌衡，今未及一年，遽此召用，中外疑怪，乞行寝罢。」不从。
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使民宅于大均之域，或有羡余，即以待水旱之岁，免取于民，此虽尧、舜之用心何以臻此。然闻干其任者，惟务敛之多而行之峻，致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两浙提点刑狱王庭老、提举常平仓张靓科两浙一路役钱至七十万，至有一户出三百千，民皆谓供一岁役钱之外，剩数几半。虽司农寺未即从之，然民闲咸谓王庭老必赏之以本路或邻路监司，张靓必赏之以馆职或检正，此必因取数多，而谤议兴也。乞陛下取其数而阅之，果如民闲所说，则乞裁损行下，以安民心。」据杨绘分析，此札子乃四月下旬所进。是年七月十一日，比外、权同两浙提刑兼常平事王庭老权发两浙运副【七】，仍兼领常平。
御史刘挚言：「臣伏见内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于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凡九万夫。所用物料本不预备，需索仓猝，出于非时，官私应急，劳费百倍。除转运司供应秆草梢桩之外，又自差官采漳堤榆柳，及监牧司地内柳株共十万余，皆是逐州自管津岸。河北难得薪柴，村农惟以麦□等烧用及经冬泥补，而昉等妄奏民闲不用，已科一万余功，差本司兵士散就州县民田内自行收割。所役人夫，莫非虐用，往往逼使夜役，蹂践田苗，发掘坟墓，残坏桑柘，不知其数。愁苦之声流播道路，传至京师，而昉等妄奏民闲乐于功役，无不悦喜。民夫既散，役兵尚众，本路厢军徱刷都尽，诸处无不阙事，而昉等奏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