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诜言：「杜安行等奏讨平夷贼，斥地七百里，获铠甲器仗三百，粮六百余石，见安集夷户佃莳，起输租赋。」诏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驿同转运司制置以闻。
又诏：「夷贼梁承秀、李光吉虽已授首，尚有王笃未获。可令转运司速选人擒捕，及谕使归首。」六年二月末御批可考。
中书欲支章惇见任料钱、添支并给驿券。上批：「惇已请添支，又请驿券，恐碍条贯，检嘉佑以来至近岁例呈。」冯京言：「近方有此例。」王安石曰：「嘉佑、治平已有例，且陛下患人材难得，今无能之人享禄赐而安逸，有能者乃见选用，奔走劳费，而与无能者所享同，则人孰肯劝而为能？如惇以才选，令远使极边，岂可惜一驿券？纵有条贯，中书如臣者，亦当以道揆事，佐陛下以予夺驭髃臣，不当守法，况有近例。」上曰：「有例须支与，兼其所得不过数百钱，不为多也。」四月二日丁亥，罢惇行。
先是，李承之荐惇于安石，安石曰：「闻惇极无行。」承之曰：「某所荐者才也，顾惇才可用耳，素行何累焉？公试与语，自当爱之。」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此据邵伯温见闻录，或移入四月丁亥。
免河东运粮草入西界；义勇、强壮、捉生户今年两税支移、折变，仍免一料和籴支移。义勇凡一万五千人，其逃亡者五千余人并放罪，令复业，及权倚阁随军系役人未纳残税，从转运使韩铎奏也。
权发遣延州赵焑言，西贼犯抚宁，新筑堡不守，将士千余人皆陷没。上阅奏闵然，曰：「近遣人至啰兀城探视来，见所筑堡殊不坚完，但一土墙围尔，固已忧之，今果亡千人。边城举动，后宜深戒也。」
先是，焑奏：「二月甲戌，贼围抚宁，折继世、高永能等重兵驻细浮图，去抚宁咫尺，啰兀城兵势尚完。种谔在绥德城节制诸军，若令永能等会啰兀城兵，与抚宁相应，贼必奔溃。闻谔茫然失措，欲作书召燕达，战悸不能下笔，顾转运判官李南公等涕泗不已，乃追折继世兵回，方议战守，贼已得志而归。前此，臣数与韩绛言谔、继世皆不可用，恐贻朝廷忧，而绛不听也。」达时为鄜延路都监。永能，文岯从孙。始，谔以兵六千属永能，先驱入银川啰兀城，五战皆克。新、旧纪于丙戌日并书夏人陷抚宁堡。
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曰：「朝廷施为，务合人心，以静重为先。凡事当兼采众论，不宜有所偏听。陛下即位以来，励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以来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废坠不举之处耳。」上曰：「三代圣王之法，固亦有弊，国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更张？」王安石曰：「朝廷但求民害者去之，有何不可？万事颓堕如西晋之风，兹益乱也。」□充曰：「朝廷举事，每欲便民，而州县奉行之吏多不能体陛下意，或成劳扰。至于救敝，亦宜以渐。」上颔之。
彦博又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冯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上曰：「淤田于百姓有何患苦？比令内臣拔麦苗，观其如何，乃取得淤田土，视之如细民□日然。见一寺僧言旧有田不可种，去岁以淤田故遂得麦。兼询访□□馽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彦博曰：「保甲用五家为保犹之可也。今乃五百家为一大保，则其劳扰可知。」上曰：「百姓岂能知事之曲折，知计身事而已。但有实害及之则怨，有实利及之则喜。虽五百人为大保，于百姓有何实害而以为劳扰乎？」安石曰：「交子事诚如陛下言，行之非得已。然陛下宜深思，财用不足，人材未有足赖者，于边事姑务静重而已。若能静重以待边事，则夷狄未能为患，于是可以修内政；内政已成，人材足用，财力富强，则为之无不可者。」
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尔。」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能无不悦？如赵子几在府界，案一王恺有滥有赃，而近臣乃或以子几案恺为刻薄小人，不当銟用。上下相扇为苟且，不欲奉法，类多如此，则谁肯推行法制者？陈留一县因赵子几往彼修保甲，发举强劫不申官者十二次，以数十里之地而强劫不申官者如此其多，则人之被扰可知矣。条保甲【一】乃所以除此等事，而议者乃更以为扰，臣所未喻也。然更张事诚非得已，但更张而去害则为之，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又有事诚可为，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如讨夷狄，拓边境，于今时事之宜是未可为者也。且礼记以为『事前定则不跲』【二】，今天下事要须前定，不可临时为人论议所移也。」旧纪书戊子庆州广锐军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