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遣王克臣、李若愚按师中及韶所论市易利害及闲田顷亩，克臣等奏与师中协。朝廷疑其不然，复下沈起，起奏：「韶所说荒地，不见的实处，虽实有之，然于今未可检踏召人耕种，恐西蕃诸族见如此兴置，以为朝廷招安首领，各授以官职、料钱，令献纳地土。人情惊疑，则于招安之计，大有所害。欲乞权罢垦田之议，俟招安诸蕃各已信服，人情通顺，然后为之未晚。」于是侍御史知篮事谢景温言：「近闻起体量甘谷城弓箭手地稍多，乞候边事稍宁日根括施行。缘韶元奏，自渭源城至成纪县沿河良田不耕者万顷，乞择膏腴者千顷，岁取三十万斛济边储。今甘谷城去渭水远，非韶昔所指之处。乃以此为名，避当日欺妄之罪。昨克臣、若愚尝奏无此闲田，窦舜卿亦称但打量闲田一顷四十三亩，与起所奏，各有异同。而起亦徇韶之情，妄以它田为解，附下罔上。乞降韶元状，遣推直官一人往体量，就推劾如有矫伪，重行谴责。」御史薛昌朝亦言：「韶妄进狂谋，邀功生事。今起体量，多与克臣等不同，兼起妄指甘谷城地【一二】附会韶言，乞以师中前后所上文字【一三】，及克臣、起等节次体量事状，付有司推勘，各正其罪。」时中书谓起未尝指甘谷城地通作韶所言地之数，而师中、宝前在秦州【一四】，稽留朝旨，奏报反复。宝与韶更相论奏，各有曲直，韶以妄指闲田，特有是责。其后知秦州韩缜按视，乃言实有古渭寨弓箭手未请空地四千余顷，乃复韶官如故。复官在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其本末见彼。旧纪书：知秦州李师中奏报反复，害王韶功，落天章阁待制，以度支郎中知舒州。新纪削去，其削去，非也。
工部郎中、直史馆李寿朋，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同知谏院孙洙，鎫兼直舍人院。集贤校理邓绾同知谏院。
诏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兼侍读、集贤殿修撰范镇落翰林学士，依前户部侍郎致仕。
先是，镇奏乞致仕曰：「臣近举苏轼谏官，蒙御史劾奏；又举孔文仲应制科，蒙下流内铨，告谕令归本任。职臣之故，上累圣德，下累贤才，臣无面颜复齿班列，望除臣致仕，仍不转官，以赎轼贩盐诬妄之罪，及文仲对策切直之过。」不报。
又奏：「轼治平中父死京师，先帝赐之绢百匹、银百两，辞不受，而请赠父官。先帝嘉其意，赠其父光禄寺丞，又敕诸路应副人船。是时，韩琦亦与之银三百两，欧阳修与二百两，皆辞不受。轼之风节，亦可概见矣。今言者以为多差人船贩私盐，是厚诬也。轼有古今之学，文章高于时，又敢言朝廷得失，臣所以举充谏官。今反为轼之累，臣岂得默默不为一言！又文仲对策，中外皆言其切直，设有过当，亦由小官疏外，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罪之，是罔天下忠直而纳之罪罟，岂不为圣明之累乎？陛下聪明睿智，欲为尧、舜、汤、文之所为，而乃拒忠谏，恶直言，臣窃惜之。乞明辨轼之无过，恕文仲之直言，除臣致仕。」
最后奏曰：「臣请致仕，已四上章，历日弥旬，未闻可报。缘臣所怀，有可去者二：臣言青苗不见听，一可去；荐苏轼、孔文仲不见用，二可去。负二可去，重之以多病早衰，其可以已乎！今有人言，献忠与献佞孰是？必曰献忠是。纳谏与拒谏孰是？必曰纳谏是。苏轼、孔文仲可谓献忠矣，陛下拒而不纳，是必有献佞以误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定避持服，遂不认母，是坏人伦、逆天理也，而欲以为御史，御史台为之罢陈荐，舍人院为之罢宋敏求、李大临【一五】、苏颂，谏院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罔，以兴造边事，败则置而不问，反为之罪帅臣李师中。及御史一言苏轼，下七路捃摭其过。孔文仲则遣之归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以此事理观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陛下聪明之主，其可以逃圣鉴乎？惟审思而熟计之。朝廷所恃者赏罚，而赏罚如此，如天下何！如宗庙社稷何！至于言青苗，则曰有见效者，岂非岁得缗钱数十百万？缗钱数十百万，非出于天，非出于地，非出于建议者之家，一出于民。民犹鱼也，财犹水也，水深则鱼活，财足则民有生意。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欲竭其水也。今之官但能多散青苗、急其期会者，则有自知县擢为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急进侥幸之人，岂复顾陛下百姓乎？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臣职献替，而无一言，则负陛下多矣！臣知言入触大臣之怒，罪在不测。然臣尝以忠事仁祖，仁祖不赐之死，才听解言职而已；以礼事英宗，英宗不加之罪，才令补畿郡而已。所不以事仁祖、英宗之心而事陛下，是臣自弃于此世也。臣为此章欲上而中止者数矣，既而自谓曰：今而后归伏田闾，虽有忠言嘉谋，不得复闻朝廷矣！惟陛下裁赦，早除臣致仕。」
王安石见之，大怒，持其书至手战。冯京谓安石曰：「何必尔。」安石命直舍人院蔡延庆草制，不称意，更命王益柔，而安石又自窜改其辞曰：「镇顷居谏省，以朋比见攻；晚寘翰林，以阿谀受斥。而每托论议之公，欲济倾邪之恶。乃至厚诬先帝，以盖其附下罔上之丑；力引小人，而狃于败常乱俗之奸。稽用典刑，诚宜窜殛；宥之田里，姑示宽容。」凡所应得恩例，悉不之与。闻者皆为镇惧，镇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