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财物殚尽。终不能出一旅之众，涉区脱之地以讨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宠名，诱以重赂，仅得无事。当是时，三路新置乡兵共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观之，义勇无用，亦可知矣。贾谊曰：『前车覆，后车戒。』康定、庆历御边之策，国家当永以为戒，今乃一一检当时体例而行之，是后车又将覆也。有难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间，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则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卿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集，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纲纪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聚集教阅，则亦有行陈旗鼓，开弓□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战敌者；设若闻敌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迎望风声，奔波迸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一九】，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以臣观之，此正如儿戏而已。』安有为国家计，骚扰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业，而为儿戏之事乎？臣故曰于国无分毫之利也。」
又奏曰：「今建议以义勇为便者，必曰即日【二○】河北、河东不用衣粮而得胜兵数十万，皆教阅精熟，可以战敌；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请言其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教阅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间者，名与古同而实异也【二一】。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实，何不试召建议者而问之曰【二二】：『河北、河东自置义勇以来，敌寇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用义勇拒战而敌寇败退？今既有义勇之后，三路正军皆可废而不用乎？』若果然，敌寇曾深入，因得义勇之力而败退，今来刺义勇之后，正军皆可废罢，此乃万世之长策也，愿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陈敌使用，今来虽有义勇，正军亦未可废罢，则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若以为敕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边事宁息，依旧放散，则民虽有一时骚扰之劳，犹免终身羁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阔，不可施行，则臣之知识愚暗，更不可久污谏诤之列，望别择贤才而代之。」
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陛下宣谕以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胜郁悒，终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夺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谏之辞。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之时而亦有此言，天下将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中侍于天子之侧【二三】，议论大政，苟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臣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之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如此，岂惟愚臣一人无用于时，谏诤之官皆可废也。以臣所见，但当论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当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陕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汤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挥，云所有义勇且休拣刺【二四】，其已刺手背者，并给与公凭放令逐便，是得出汤火之中【二五】，死而复生也。其谁不欢呼鼓舞，感戴圣恩，岂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当复改邪【二六】！陛下万民之父母，万民陛下之赤子，岂有父母误坠其子于井而曰『吾误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称尧之德曰『稽于众，舍己从人』；仲虺称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臣愿陛下勿以先入之言为主，虚心平意以察臣前后五次所言果然为是为非。若其是欤，即乞早降指挥，罢刺陕西义勇；若其非欤，即乞如臣前来所奏，特赐降黜，别择贤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为戒，不可使天下闻之，塞绝善言之路也。」终勿听。光又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勿许【二七】。
尝至中书与韩琦辨，琦谓光曰：「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方桀傲，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慑？」光曰：「兵之用先声，为无实也【二八】，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少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宁复惧乎？」琦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民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耳。今已降敕牓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之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当位【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