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癸酉，以知陈州蔡卞为中书舍人。
乙亥，尚书左仆射吕大防罢。大防位首相逾六年，当国日久，群怨皆归。及宣仁始祔庙，侍御史来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党，因疏列神宗简拔之人章惇、安焘、吕惠卿等，以备进用。大防亦自求去位，帝亟从之，诏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后二日，改知永兴军。
乙酉，御集英殿，试进士，策曰：“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纷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革，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李清臣之词也。
戊子，徙封徐王颢为冀王。
癸巳，诏赈京东、河北流民，贷以谷麦种，谕使还业，蠲今年租税。
丁酉，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九百七十五人及第、出身。时考官取进士答策者，多主元祐。及杨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丰者署前列，拔毕渐为第一。自此绍述之论大兴，国是遂变矣。
是日，苏辙罢。先是辙上疏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顾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籓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以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奏入，不报。
辙又具札子言：“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皆不与知，而与行路谋之，可乎？”帝固不说，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蘖之。及面论，帝益怒，遂责辙以汉武比先帝，辙曰：“汉武，明主也。”帝曰：“卿意但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乎！”帝声甚厉，辙下殿待罪，众莫敢救。范纯仁从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无贬辞，辙以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可如呵斥奴仆。”邓温伯越次进曰：“先帝法度，为司马光、苏辙坏尽。”纯仁曰：“不然。法本无弊，弊则当改。”帝曰：“人谓秦皇、汉武。”纯仁曰：“辙所论，事与时也，非人也。”帝为之少霁。辙平日与纯仁多异，至是乃服，退，举笏谢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亟具奏，乞赐屏逐，诏以辙为端明殿学士、知汝州。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有“风节天下所闻”及“原诚终是爱君”之语，帝怒，命别撰词。辙止散官知汝州，安诗寻亦罢为起居舍人，从虞策、郭知章等言也。
河内尹焞应举，见发策黜元祐之政，乃叹曰：“尚可以干禄乎！”不对而出。焞少师事程颐，谓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颐曰：“子有母在。”焞归，告其母陈，母曰：“吾知汝以善养，不知汝以禄养。”颐闻之曰：“贤哉母也！”于是终身不就举。
夏，四月，甲辰，命中书舍人蔡卞同修国史，以国子司业翟思为左司谏，左朝奉郎上官均为左正言，右朝散郎周秩、左朝散郎刘拯并为监察御史。
召淮南转运副使张商英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不召，积憾元祐大臣，攻之不遗馀力，上疏言：“神宗盛德大业，跨绝今古，而司马光、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援引朋俦，敢行讥议。凡详定局之见明，中书之勘会，户部之行遣，言官之论列，词臣之诰命，无非指擿决扬，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于内，击逐股肱于外，天下之势，岌岌殆矣！今天清日明，诛赏未正，乞下禁省检索前后章牍，付臣等看详签揭以上，陛下与大臣斟酌而可否焉。”又指吕大防、梁焘、范祖禹为奸邪，以司马光、文彦博为负国，言吕公著不当谥正献，甚者至以宣仁双吕、武。始，商英在元祐时，作《嘉禾颂》，以文彦博、吕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马光，极其称美，至是乃追论其罪。又言：“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其以险语激怒当世概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