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近日不次进用，不大合群心。”帝曰：“惠卿应对明辩，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
戊戌，以蕃官礼宾使折继世为忠州刺史；左监门卫将军嵬名山为供备库使，赐姓赵，名怀顺。
己亥，辽主驻藕丝淀。
丙辰，诏：“御史请对，并许直由閤门上殿。”时御史里行张戬、程颢言：“台谏言责既均，则进见之期，理无殊别。况往复俟报，必由中书，万一事干政府，或致阻格。乞依谏官例，牒閤门求对；或有急奏，仍许越次上殿。”帝从其言，故有是诏。戬，长安人也。
己未，夏遣使来谢封册。
十一月，乙丑，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陈升之深狡多数，为小官时，与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得政，务变更旧制，患同列不从，奏设制置条例司，与升之共事，凡所欲为，自条例司直奏行之，无复龃龉。升之心知其不可，而极力赞助；或时为小异，阳若不与安石同者。安石不觉其诈，甚德之，故推升之使先为相。升之既登相位，于条例司不肯关预，因言于帝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兹事当归之三司，何必揽取为己任？”安石大怒，二人于是始判。帝谓安石曰：“向者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书，以制置条例并归中书，何如？”安石曰：“升之以制词云‘金谷之计宜归内吏’，故耻任此职。陛下置司，本令中书、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韩绛，共事甚便。”帝曰：“善！”遂命绛。安石每奏事，绛必曰：“安石所陈皆至当。”安石恃以为助。
帝欲用苏轼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谮之，乃罢轼不用，用蔡延庆、孙觉。
丁卯，辽诏：“四方馆副使，止以契丹人充。”
甲戌，诏：“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择其后一人为公，世世不绝；其馀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初，吕夷简在仁宗时，改宗室补环卫宫，骤增廪给，其具后费大而不可止。韩琦为相，尝议更之而不果，至是遂行之。
丙子，罢诸路提点刑狱武臣。帝以武臣罕习吏文，不足以察举所部人才，故复用文臣；时皆以为便。
分攵农田水利约束。
丁丑，五国诸部叛辽，辽主命左伊勒希巴萧苏拉往讨之。
庚辰，御迩英阁，司马史读《通鉴》至汉曹参代萧何事，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壬午，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月令》‘季冬饰国典以待来岁之宜’，《周礼》‘始和，布法于象魏’是也。有数岁一变者，唐、虞‘五载修五礼’，《周礼》‘十一岁修法则’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数十世而变者，夏贡、商助、周彻，夏校、商序、周庠之类是也。有虽百世不变者，尊尊、亲亲、贵贵、长长、尊贤、使能是也。臣前见司马光以为汉初之治皆守萧何之法；臣案何虽约法三章，其后乃为九章，则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除诽谤、妖言，除秘祝法，皆萧何法之所有，而惠与文除之，景帝又从而因之，则非守萧何之法而治也。”帝召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且例，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以它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
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则与之，不愿固不强。”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矣。”帝曰：“陕西行之已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未见其利。”帝问：“坐仓籴米何如？”听讲者皆曰不便，惠卿独曰：“京师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弃其有馀，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诚至论也！”初，帝用仪鸾司官孙思道言，行坐仓籴米法，王安石以为善。坐仓者，以诸军馀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也。光以为民有米而官不用其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非通财利民之道，故因问极言其害。
赐汴口役兵钱。
己丑，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