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祗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窃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崇。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
于是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史，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时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诏从之。
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汹汹，未及上。太后闻之，辛亥，内出手书切责韩琦等，以不当议称皇考。而琦等奏：“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罢尚书省集议，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
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若皇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书》论议、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邪？”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
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朝廷既知议论不一，当辨正是非，参合众意，明所适从，岂可事未有定，遽罢集议，还付所司！诏命反复，非所适从，岂可事未有定，遽罢集议，还付所司！诏命反复，非所以示至公于天下也。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与今事体略不相类。据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此事非出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悦圣情。二三辅臣不能为陛下开陈正论，又将启其间隙，违背礼义，惑乱人情，忘先帝之眷荷，陷陛下于非正，得为忠乎？伏望陛下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取前后所献不一之论，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置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诲前后三奏，皆留中不行。
司马光言：“政府言‘《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皆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按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皆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使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谓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设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万福，当是之时，命陛下为皇子，则不知谓濮王为父为伯？若先帝在则称伯，殁则称父，臣计陛下必不为此也。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焉？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
枢密使、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以疾求罢，至二十馀上，帝固欲留之，不可。秋，七月，癸亥，罢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阳。初除仆射及使相、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从。将行，又乞罢使相或仆射一官，许罢仆射而改制焉。
丙寅，诏曰：“事有先后，故制有隆杀；礼有重轻，故用有丰约。凡郊庙所以奉天地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舆服御之费，其务减省。”
丙子，放宫女百八十人。
辽主以太后射获熊，赏赉百官有差。
丁丑，太白昼见。
戊寅，观文殿大学士、尚书左丞贾昌朝卒。帝幸其宅奠之，赠司空兼侍中，谥曰文元。御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从，多得名誉，及执政，以结宫人、宦官，数为谏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群臣上尊号曰体乾膺历文武睿孝皇帝，诏答不允。
庚辰，以淮南节度使兼侍中文彦博为枢密使。初，彦博自河南入见，帝谓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彦博对曰：“陛下登储纂极，乃先帝圣意，皇太后协赞之功，臣何与焉！”帝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