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生奸弊，或偶无收，则便于帐内豁除而创生窠名，更不入帐，分隶递年积压，直待赦放，切恐暗失经费。』诏户部将淳熙八年终以前拖欠及未起钱数并特除放，自今收趁亏额，其知、通并提刑司官属委本部觉察，从条施行。是月，宰执奏封桩库见管钱物已及三千余万缗。上曰：『朕创此库，以备缓急之用，未尝敢私也。』封桩库者，亦上所创也。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领本库言共管见钱五百三十万贯，其后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有司不敢执。寻又奏内外桩积缗钱四千七百余万，上曰：『何以聚人曰财。周以冢宰制国用，《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后世儒者尚清谈，以理财为俗务，可谓不知本矣。祖宗勤俭，方全盛时，财赋亦自不足，至变更盐法，侵及富商。朕二税之外，未尝一毫妄取，亦无一毫妄费，所以帑藏不至空虚，缓急不取之民，非小补也。』先是，上以诸路财赋浩繁，令两侍郎分路管认。是年，王佐为尚书，又请于次年四月，将诸路监司、守倅所起上供钱比较，以定赏罚，自是罕有逋欠。
九月壬午，诏诸路州军拖欠内藏库诸色窠名钱物，自淳熙九年终以前实欠，并特与除放，以后常切催纳，如有违慢，仰本库开具所欠州军当职官吏，取旨施行。翌日，王淮等奏：『圣恩溥博，不知所欠数若干?』上曰：『六十万贯。』癸未，兴元府都统制吴挺言：『本司同安抚司增置赏钱，募人告捉盗贩解盐入界，见系出戍官兵把截去处严行搜捕外，有不系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沿边州郡督责捕盗，官司搜捕。』诏利路安抚、提举各申严行下阶、成、西和、凤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觉察，守令并取旨，重作施行。
冬十月甲午，诏主管魏惠宪王府邓从义可传旨罗忠并母白氏：『今来皇孙女安康郡主，凡百宜执妇道，不可惯纵，所有晨昏安省之礼，候得指挥方免。若旦望节序，并从常礼，务成肃雍之德。倘或违此，别有诰训。』
臣留正等曰：周之王姬能执妇道，诗人歌之。王珪受公主谒见，前史以为美谈。今观安康下嫁，圣训申诫，谆切如初，其所以经夫妇、美教化之意，视古有光矣。
乙未，右正言蒋继周言：『国家役法自祖宗以来，前后讲论详矣，行之其或不能无弊者，非法弊也，人弊之耳。苟得一贤令尹，则人乐为之争先，是知其弊诚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为义役之说，在人著目，而处州六邑之民，扰扰乎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狭乡民贫，私相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乡里常情耳。成大张大其事，标以义名，且欲改赐县名，行之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状，不可其请矣。成大不已，再有所陈，嘱其代者，使遂其说。至陈孺知处州，亲受其弊，任满奏事，乃始备言其实。陛下即可其奏，于是处州之民始获息肩于义役之罢。三两年来，旧说复作，一布衣之上书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翔看详[4]，盖欲其详酌可否，曾不能参照案牍，博询民言，辨范成大、陈孺所奏虚实，有请于朝而罢之，乃从而附会其说，断以己见，官民僧道出田一等，他日贫富置之不问，人以为重扰，条画利害，讼于乌台。臣尝问乡闾：『出田助役，然则何用?』曰：『将以赂胥吏，有常数也。』吏胥之诛求于执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犹惧其不惩，使上之人通知之，其何以训?夫立赏以诱之而举行者不加劝，立罚以威之而沮败者不加畏，给官田以助役，亦终于不可行，则出私田者，民情之不乐从可见矣。欲望特降睿旨，将处州及两浙有见行助役去处，听从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预。其间民自难久行或不能息争讼，仰州县遵依见行条法，照应物力资次，依公差募，仍乞将李翔罢黜[5]，以谢处州两浙十五六年间义役之扰。』从之。丁未，进呈大理寺奏内侍之子贾俊民等代笔案，俊民当降一官勒停。上初欲贷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思余人亦当视此以降罪，乃曰：『人有一点私心，法便不可行。并如奏。』次日，王淮等奏：『陛下用法如此，可谓至公。』上曰：『不怕念起，惟恐觉迟。然人之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正以修行未到。』淮等奏：『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尝无过，只是觉得早。陛下可谓觉得早矣。』上曰：『凡事顺其自然，无容私其间，岂不心逸日休?』先是，诏广盐复行钞法，罢官般官卖。是月，广东提举常平茶盐韩璧奏略云：『臣叨恩备数东路提盐，同措置西路盐事，所以东路事体，尚须到官悉心推究。至如西路，臣三任九年之间，粗知其略。广西民力至贫，岁入至薄。官兵备边之费，尽取办于般卖，犹惧弗给，今一旦住卖，束手无策，全仰给于漕司。往年改行钞法时，自有漕司应副，逐州取拨，窠名数目，可举而行。又朝廷颁降祠部及会子钱计四十万下西路漕司，通融为十年支遣，及诸州各有漕司寄桩钱，以此随其多寡，应副诸州缺乏之数，使足以供公上，赡官吏，养兵备边，则可以坚客钞之行，上副陛下改法裕民之意。』寻诏于支降四十万数内权支二万贯付静江府，五万贯分给诸州军，充淳熙十一年岁计支遣一次。续又从诸司申请，拨广东增卖盐钞剩钱五万贯，及令封桩库支会五万贯，充广西十二年分岁计。
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