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江之险不如河，而南人轻脆，遇敌则奔。南方城壁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为安，臣窃以为过矣。望乞收还巡幸东南手诏，令纲与执政议之。』丙午，纲与潜善议于上前。纲曰：『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势难复还。夫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之心离散。变故不测。』上乃许幸南阳。同知枢密院张悫言：『户部财用，惟东南岁运最为大计。自奸臣误国，变祖宗转般仓良法，每岁失陷粮斛不可胜计。望依旧法，责发运司官分认逐季地分，各行检察催促。』从之。丁未，上命京城留守宗泽移所拘金使于别馆，优加待遇。泽谓：『二圣在外，必欲便行诛戮，恐贻君父忧；若纵之使还，又有伤国体。莫若拘縻于此，俟车驾还阙，登楼肆赦，然后特从宽贷。』及是诏下，泽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复听奸臣之语，浸渐望和为退走计，营缮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庙木主，弃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淮南、陕右七路生灵如粪壤草芥，略不顾惜。又令迁金使别馆，优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于金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于国家讦谟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朴愚，必不敢奉诏，以彰国弱，此我大宋兴衰治乱之机,愿陛下察之。』诏答曰：『卿弹压强梗，保护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达朕心。』泽犹不奉诏，又请上回銮。诏赐泽袭衣金带。尚书虞部员外郎张浚为殿中侍御史。上见浚雍容静重，即欲用之，黄潜善又称其贤，遂有是命。癸丑，卫尉少卿卫肤敏言：『今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睢阳驻跸，咸以为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广，不足以容千乘万骑，而又逼近河朔，敌易以至。建康实古帝都，外连江淮，内控湖海，负山带海，力东南要会之地。伏望趣下严诏，夙期东幸，别命忠勇大臣总领六师留屯京邑。』时上虽用李纲议营南阳，而朝臣多以为不可，中书舍人刘珏亦言：『南阳城恶不可恃，骑兵敌之长技而不习水战。金陵天险，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足以待敌。』于是汪伯彦、黄潜善皆主幸东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议。丙辰，河北招抚使张所、江东经制使王??、副使傅亮辞行。先是，李纲建议遣所、亮措置两河，所、亮既行，两河响应。门下侍郎黄潜善疾纲之谋，建议遣河北经制使马忠节制军马，俾率兵渡河，于是权始分矣。工部员外郎李士观言：『江、池、饶、建州四监岁铸钱百三十二万余缗，淮南等九路十七州岁造上供军器亦百余万件，多未办者。望令发运司委官催督。』从之。
八月戊午朔，洪刍、陈冲、余大均、周懿文、张卿才、李彝、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窜有差。初，刍等坐围城中事属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马伸劾之，及是狱成。
《幼老春秋》曰[3]：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从贬窜，君子以知李纲诸人不能辅佐恢复河东北之境主也，曰失其刑矣。
杭州军乱，纵火[4],杀士曹参军及副将白均等十二人。己未，元祐太后发京师。都人始望车驾还内，及太后行，莫不垂泣。上初未识太后，比至宫中，爱上如己出，衣服饮食，必亲调制焉。庚申，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御营使司都巡检使刘光世为奉国军节度使，御营使司左军统制韩世忠为定国军承宣使，御营使司前军统制张俊落陛官，并赏平贼之劳也。时内侍康覆始用事，光世曲意承之。壬戌，尚书右仆射李纲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黄潜善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先是，纲为上谋以秋末幸南阳，上许之矣，潜善与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力请幸东南，上意中变，于是纲所建白。上多不从。纲曰：『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此焉分，吾当以去就争之。』纲知谮愬之言其人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屡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进机务多未降出，此必有间臣者。』因极论君子小人不可并立之理，且言：『疑则当勿用，用则当勿疑。』上但慰勉之，纲拜谢而退。后数日，遂有并相之命。同知枢密院事张悫兼御营副使。癸亥，命御营使副大阅五军人马，自是执政皆有亲兵。丙寅，京畿转运判官上官悟请悉发诸路坊场钱为行在赡军之费。诏诸路提刑司具见在常平钱物数以闻，其后悉令计置轻赀金帛赴行在。丁卯,三省枢密院奏以诸路民兵为忠义巡社，令宪臣提领。论者以为其法精审而详整，可以久行，前此论民兵者皆莫及也。庚午，名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宫，于是后更称隆祐太后。隆祐本钦圣宪肃皇后宫名，不当用，盖权直学士院王绹、朱胜非失之。壬申，召布衣谯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学于程颐。靖康中，召为崇政殿说书，定以言不用，辞不受，至是犹在东都。尚书右丞许翰荐于朝，诏宗泽津遣赴行在。自熙、丰间，程颢、程颐以道学为天下倡，其高弟门人有故监察御史建阳游酢、监西京竹木务上蔡谢良佐、今徽猷阁待制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将乐杨时，其后党祸作，屏居伊阙山，学者往从之，而定与尹焞为首。至大观以后，时名望益重，陈瓘、邹浩皆以师礼事时，而胡安国诸人实传其学。宣和末，或说蔡攸以时事必败，乃召时至经筵，渊圣皇帝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