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奈何开之?吾侪政恐亦不免耳。』李常罢新除兵部尚书，出知邓州，坐不言蔡确，为谏官所攻也。彭汝砺依前朝奉郎[4]、知徐州，坐营救蔡确，并不草确与盛陶等责词，故黜之。曾肇为宝文阁待制、知颖州，亦坐谏官有言也。是日，诏丁忧人邢恕候服阙日，落直龙图阁，降授承议郎、添差监永州在城盐仓兼酒税。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阳，专抵邓州见蔡确，相与谋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马康赴阙，恕特诏康道河阳，因劝康作书称确，为它日全身保家之计。康与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门下，信之，作书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书者，以谓司马光之子云尔，则确定策事可取信于世。既而梁焘自潞州以左谏议召，恕亦要焘出河阳，既至，恕连日夜论确定策功不休，且以康与确书为证，焘不悦。会吴处厚奏确诗，焘因是遂与刘安世等共请诛确。确既贬窜，恕亦坐责。康初欲从恕招，邵雍之子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矣。』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休公，公休若从之，则必为异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焘等论确、恕罪，亦指康书。诏令康分析，康乃悔之。梁焘言：『范纯仁无爱君报国之诚，有挟邪朋奸之迹。近者蔡确怨望作诗，乃出死力以主张，文奸言以辨解。』刘安世言：『范纯仁略无经国之志，惟有朋奸之心，显助奸慝，极力救解。』吴安诗言：『王存亦尝助纯仁救蔡确。今纯仁理当黜罢，王存亦不可独免。』
六月甲辰，宣制，以范纯仁依前官为观文殿学士、知颍昌府。王存为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谏官言纯仁党确，则恐不然，但所见偏缪耳。』又曰：『王存殊无执守，前日为范纯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确。』
邵伯温论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余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即不用，退而行确词命，然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挚、粱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余，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贻后日缙绅之祸，不能无过也。一吴处厚，以前宰相诗为讥谤，非所以厚风俗，罪之可也。蔡确故人臣，不可以愧其心可也。朝廷当治确及其党妄贪定策之功，使诬罔之迹晓然，以诏天下后世，罪其造谋者可也，诗不当罪也。呜呼！绍圣初，亦贤者可以有为之时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时轻躁险薄之徒皆进，使宣仁被谤，哲宗致疑，离间骨肉，祸患几五十年不解，卒致边境之乱，悲夫!
丙午，翰林学士许将为尚书右丞，户部尚书韩忠彦为尚书左丞，签书枢密院事赵瞻为同知枢密院事。苏辙为吏部侍郎，后三日，改翰林学士。
秋七月乙亥，知枢密院事安焘以母丧去位。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言：『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乘今秋熟，令州县广籴民食，所余悉归于官。今冬来春令饥民就食，俟乡土丰穰，乃还本土。』刘安世等言：『利民之法，无善于常平。伏望取今日已前应干常平敕令，专委户部删为一书。见在常平钱，乘今秋丰稔之时，令五路籴粟。』范祖禹言：『若止以常平钱取籴，亦恐未广。祖宗置内藏库，本以备军旅非常之用。仁宗尝出钱一百万以助常平籴本。』诏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下丰熟州县，依条量添钱广行收籴。
八月壬寅，吏部言：『县令罢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课绩，以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四善，治事之最、劝课之最、抚养之最分三等，及七事为上，五为中一，余为下，次月申监司类聚。
每半年一次同行审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别为优劣等，知州除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及二京留守、安抚使、钤辖不考察外，其余并委监司依此考察。』从之。诏郡县考课优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从梁焘请也。已未，诏辅臣分诣诸宫寺祈晴。
九月辛巳，大飨明堂，大赦天下。刘安世言：『祖宗之朝，所以择监司之意甚谨，严考绩之制甚详。尝考《唐六典》，监察御史之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是御史非特纠尚书六司之过失，而亦按治诸路也。欲望以天下诸路分隶六察，间遣巡行，按其功罪。』
冬十月戊申，苏辙奏神宗皇帝御制集九十卷。诏于宝文阁收藏。癸丑，上御迩英阁，召讲读官讲三朝宝训。终，侍读苏颂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不能发明。上资圣鉴。』上遣内臣宣答曰：『祖宗治道，兹有本原。逮此终篇，悉资开发。颂等稽首称谢。』
十一月壬申，给事中范祖禹言[5]：『臣今领工房，伏见朝廷应副修河司须索功费渐大，枉费财力，有害无利。』因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条，不可回及不必回之事二十条。先是，梁焘、刘安世进对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进入，于是焘、安世共奏：『吏部尚书傅尧俞素有德行，众人推服，凝重有守，得大臣体。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学问该博，练达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诰，以不草奸人李定为御史词落职归班，遂有重名。伏望圣慈早赐询考。』癸未，孙固为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刘挚为守门下侍郎，傅尧俞为守中书侍郎。知杭州苏轼言：『浙西艰食无甚，今岁两浙水乡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