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法之害尤大也。十年之外，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加以四夷侵犯边境，当是之时，民之羸者不转死沟壑，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陛下诚能昭然觉悟，采纳臣言，罢制置三司及追还使者，臣虽尽纳官爵，但得为太平之民以终余年，其幸多矣。』壬午，安石始出视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欲即奉诏，赵抃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司马光谒告之六日，上复趣令入见。光言：『臣近上疏未闻采录，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还枢密副使敕告。』庚寅，诏收还枢密副使告敕。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邠、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复视事，因固辞，遂欲罢之。
三月甲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书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书凡三返，文多不载。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臣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须再辨列，欲望亲览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怒，悉以付安石。安石复于上曰：『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足辨也。』上然之。范镇言：『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天子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上又谕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众论。安石曰：『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少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己亥，御集英殿，策试礼部奏名进士。有曰：『圣人之王天下也，百官得其职，万事得其序。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无不服。田畴辟，沟洫治。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治足以致刑。方今之政，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后。』王安石之辞也。上遣刘有方谕司马光以依旧供职。是日，光入对曰：『臣自知无力于朝廷，朝廷所行，皆与臣言相反。』上曰：『相反者何事也?』光曰：『臣言条例司不当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挠监司，又言散青苗钱害民，岂非相反?』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观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虽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自给之，率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于抑勒也。』上敦渝再三，光再拜固辞。上曰：『当更思之。』范镇罢知通进银台司。初，司马光辞枢密使，上许之。镇封还诏书曰：『臣所陈大抵与光相类，而光追还新命，则臣亦合加罪责。』上令再送镇行下，镇又封还曰：『陛下自除光为枢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庆，称为得人，至于坊市细民，莫不欢喜。今一旦追还诰敕，非惟诏命反汗，实恐沮光谠论忠计。』上不许，以诏书直付光，不复由银台司行下。镇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有司失职。』遂乞解银台司，许之。壬子，御集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叶祖洽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总八百二十九人。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李大临、苏轼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五。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均等策，以祖洽为第一。安石即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轼发策云：『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安石见之不悦。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此即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是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夏四月，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使之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颖州。』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请明著罪状。』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己卯，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枢密副使韩绛间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