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王拱辰不闻有过，迁谪出外；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遽然补外；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上出诲奏示执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吕中曰：安石入朝之初，即劝人主逐谏官，其本意如此，故台谏未有直罢者，自安石始。上罢吴申，复以吴申例罢公辅，自是，人不附己者始挤之矣。
癸巳，枢密院言：『欲检寻本院诸文书，凡关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于远者，并删取大旨，编次成册，仍于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从之。赐名《经武要略》。是月丙戌，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会朕意。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群臣准诏议学校贡举，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奏曰：『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释然矣。』即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上曰：『欲用苏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考课院言：『准诏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分为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于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昏缪，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
六月丁巳，诏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前此，诲上疏曰：『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坚，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孰能去之?臣谨按：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今略疏十事，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诏视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诲坐贬。太白入井。壬戌，昼见。
秋七月乙丑朔，司天监言：日食辰巳间，有阴雾遮蔽。所食不及元奏分数，宰臣富弼等拜表贺。行均输法。癸未，上谓执政曰：『人君岂可怠于政理?朕非乐于劳苦，益思少时精神可惜，欲乘时有为，以安生灵。至于兵，乃是圣人之大权，所以安天下也。但不可轻用，非独杀人心所不忍，诚恐天道不佑。』甲申，日下有五色云。上御资政殿，因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法，曰：『朕每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为如何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可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当择诸司长官及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韩琦等新修《仁宗实录》一部二百卷，曾公亮等上《英宗实录》三十卷。
八月丙申，司马光上疏曰：『陛下日出视朝，继以经席，入宫之后，省阅天下奏事，夜御灯火，研味经史。然孜孜求治，于今三年而功业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癸卯，侍御史刘琦监处州盐酒税，御史里行钱觊监衢州盐税。初，御史知杂刘述及琦、觊等言：『切见陛下用安石为参知政事，未逾半年，中外人情嚣然不安，盖以其专肆胸臆，轻易宪度而无忌惮之心也。』司马光言：『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贪；阎充国，陛下明知其猥。二者皆以知县权发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为知州。今琦、觊止以迕犯大臣降监当，然则狂直之罪重于贪猥，得罪大臣甚于得罪陛下也。乞与本[1]。』不报。丙午，诏同修起居注范纯仁罢同知谏院。初，纯仁以言薛向不可为发运使，或致民心别生事变。上曰：『今令发运使兼制置六路财赋，务在均适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骇?』纯仁曰：『人生不当言利，但当务农桑节用而已。』纯仁又申中书曰：『参政以文学自负，议论得君，专任己能，不晓时事。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盂轲；鄙老成为因循之人，弃公论为流俗之语。曾相公年高不退，廉节已亏，且欲见容，惟务雷同苟且。赵参政心知其非，凡事不能力救，徒闻退有后言。』公亮等以纯仁状进，乃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庚戌，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诏依所乞。上阅辙状，问：『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上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