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于处事应变，动中事机，胸中才智又足以运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欤?在真宗之初则有吕端，在仁宗之初则有王曾，其皆安国家、定社稷之名臣欤。
辛亥，上问执政：『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富弼对曰：『恐须以渐厘改。』又问：『宽治如何?』吴奎对曰：『圣人治人固以宽，然不可以无节。《书》曰：「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癸亥，宰臣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闰五月己丑，召枢密直学士，知瀛州唐介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上面谕介曰：『卿在先朝有直声，今出自朕选，非由左右言也。』韩琦言：『群臣邪正，皆陛下所知。至于进退，实系天下利害，惟陛下以此为先，不可不察也。』上然之。
六月己亥，进封皇子淮阳郡王顼为颍王。增置宗室学官讲书四员、教授五员、小学教授十二员，并旧六员为二十七员，以分教之。丁未，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员。初，宗室坐序爵，仍自为宾主，讲官位主席之东隅。于是睦亲宅都讲吴申不肯坐，且曰：『宗室当以亲族尊卑为序，与讲官分宾主。』再移书大宗正，不能决，因内朝出申二书，上是之。宗室正讲席自申始。作睦亲、广亲北宅于芳林园。知太原府陈升之言母老，请扬、湖、越一州，庶便奉养。上以边臣当久任，难于屡易，不许。上谓宰臣曰：『程戡何如人?』对曰：『戡在鄜延已三岁，习边事。』上曰：『延州都监高遵教卒。戡数言其能绩，乞加赠恤。此高琼族子，朕知其为庸人也。戡必以后族故尔。大臣苟若此，朕何所赖焉?』戊午，淮阳郡王府翊善王陶为颍王府翊善。淮阳郡王府记室参军韩维为诸王府记室参军，侍讲孙思恭为诸王府侍讲。颍王性谦虚，眷礼官僚，遇维尤厚。一日侍王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进曰：『王安用舞靴?』王亟令毁去。上始疾甚，时出语，颇伤太后。维等极谏曰：『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尤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谓辅臣曰：『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致。』
秋八月丙辰，入内都知任守忠蕲州安置。初，上为皇子，令守忠宣召，避不肯行。及上即位，遂交斗两宫间。司马光、吕诲交章劾之。帝纳其言，翌日，遂绌守忠。丁巳，以上供米三万石赈宿、亳州水灾饥民。
九月丁卯，诏复置武举。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侍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冬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则又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诏从之，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又奏：『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终弗听。光又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不许。尝至中书与韩琦辩，琦谓光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尔。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矣。
吕中曰：庆历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方平曰不可，韩公曰可。治平之时，诏刺陕西义勇，温公曰不可，韩公曰可。夫以祖宗之至仁，大臣之尽忠，而籍民为兵，犹莫之免，良以费省而用足也。然弓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骄甚，所至为寇，何韩公之虑不及张公邪?义勇之刺，其后运粮戍边，率以为常，何韩公之虑不及司马公邪?曰：『张公、司马公之虑诚是矣，而韩公亦未可深贬也，《石壕》之诗，公盖诵之久矣。彼诚见汉、唐调发之弊，故欲收拾强悍者养以为兵，则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乐。公之虑及此，又安得以一时之见尽非之哉?』
《讲义》曰：刺义勇有议。温公曰：『陕西之民已刺保捷。既敛农民之粟帛以赡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运粮戍边，恐重为民害。』韩公又曰：『唐置府兵，最为近古。今之义勇，即唐府兵。收拾强悍，以养为兵，则良民可以保相聚之乐。』非求异也，亦同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