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即位二十三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于是因光等言，卒成上意。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乙亥，诏太常礼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皇后庙为祠殿，岁时令官臣以常馔致祭。』初，谏官杨畋上言：『二后并侑，欲以致孝也，而适所以渎乎享帝。后宫有庙，欲以广恩也，而适所以渎乎享亲。请如礼官所议。』故降是诏。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由是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先是[6]，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随者，止论算交纲。淮南既团新纲，又捐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运，致如虔州焉。权陕西转运副使薛向言：『陕西之兵，厢、禁军凡二十万，其间老弱病患、伎巧占破数乃过半[1]。请下诸路，拣其不任征役者汰之，取占伎巧者论如法。』从之。枢密副使赵概为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吴奎为枢密副使。
夏四月壬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诰兼侍讲司马光为天章阁待制。先是，光与吕公著并召试中书。光已试而公著终辞。及除知制诰，光乃自言：『拙于文辞，本当辞召，初疑朝廷不许，故黾勉从命。继闻公著终辞得请，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辞，而妄意朝廷之不许也。』章九上，卒改他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司马光仍知谏院。光上疏曰：『窃以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上行下效谓之风，薰蒸渐溃谓之化，沦胥委靡谓之流，众心安定谓之俗。及夫风化已失，流俗已成，则虽有辩智，弗能谕也。强毅不能制也，重赏不能劝也，严刑不能止也。自非圣人得位而临之，积百年之功莫之能变也。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于是以神武聪明躬勤万几，征伐刑赏断于圣意，然后人主之势重而群臣慑服矣。于是剪削藩镇，齐以法度，择文吏为之佐，以夺其杀生之柄。揽其金谷之富[8]，其麾下精锐之士聚诸京师，以备宿卫。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陆梁，然后天子诸侯之分明而悖乱之原塞矣。于是节度使之权归于州，镇员之权归于县。又分天下为十余路，各置转运使，以察州县百吏之臧否，复汉部刺史之职，使朝廷之令必行于转运使，转运使之令必行于州，州之令必行于县，县之令必行于吏民，然后上下之叙正而纪纲立矣。自是申明军[9]，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阶级，以相临统，小有违犯，罪皆殊死，然后行伍之政肃而士用命矣。此皆礼之大节也，故能四征弗庭，莫不率服，泛扫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继二圣之政，宣布善化，销铄恶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此乃陛下当战战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窃见陛下有中宗之严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谦逊不决，委之臣下。诚所委之人常得忠贤则可矣，万一有奸邪在焉，岂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谓委任而责成功者，择人而授之职业，丛脞之务，不身亲之也。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不由己出不可也。威福之柄失于人而习以为常，则不可复收也，此明主之所谨也。自景佑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10]，于是胥吏喧哗而斥逐中丞，辇官悖慢而废退宰相，卫士凶逆，其狱不穷奸，泽加于旧，军人骂三司使而法官以为非犯阶级。凡此数者，皆非所以习民于上下之分也。于是元帅畏偏裨，偏裨畏将校，将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简省教阅使之骄惰，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挠正法使之纵恣，诋訾粟帛使之愤惋。彼既为之，则此效之，下既言之，则上从之，前既行之，则后袭之。苟彼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从，前行而后不袭，则怒怨聚于其身而祸乱生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变衰唐之俗，陛下高拱熟视以成后魏之风，此臣所以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论财利曰：『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己未，知荆南府李参为群牧使。执政初议欲用参为三司使，孙抃独不可，曰：『此人若主计，外台承风刻削，则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六月癸未，单州团练使刘永年为汝州团练使、知代州。敌人取山木积十余里，辇载相属于路。前守惧生事不敢遏，永年曰：『敌伐木境中而不治，他日将不可复制。』遣人纵火。木尽焚之。上其事，帝称善。敌移文代州捕纵火盗，永年报曰：『盗固有罪，然木在我境，何预汝事?』敌不敢复言。
秋七月，太常礼院言：『皇祐参用南郊百神之位不应祀法，宜如隋、唐旧制，设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余皆罢。又当时尝停孟冬之荐，今明堂去孟冬祀日尚远，请复荐庙。前者祖宗并侑，今用典礼独配；前者地祇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亦罢，是皆变礼中之大者也。《开元》、《开宝》二礼，五帝无亲献仪。』诏恭依，而五方帝亦行亲献。丁卯，右卫大将军、岳州团练使宗实辞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