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尚书礼部司马光言：『日之所照，周遍华夷。云之所蔽，至为近狭。虽京师不见，四方必有见者。天意若曰：人君为阴邪所蔽，灾慝甚明。天下皆知其忧危，而朝廷独不知也。食不满分者，乃历官术数之不精，当治其罪，亦非所为贺也。』于是诏百官毋得称贺。甲戌，以富弼为起复礼部尚书，平章事。故事，执政遇丧皆起复。弼以为金革变礼，不可用于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从命。或言：弼初与韩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图致太平。天下谓之『韩富』，既又同为宰相。琦性果断，弼性审谨。琦质直，语或涉俗。俗谓语多者为『絮』。尝议政事，弼疑难者数四，琦意多不决，曰：『又絮耶?』弼变色曰：『絮是何言欤?』又尝言及宰相起复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于是弼力辞起复，二人稍有间云。戊寅，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起居注。既得请，又申命之，安石复辞，至七八乃受。于是径迁知制诰，安石遂不复辞官矣。尝有诏：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与同列言：『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陛下举天下之事属之七八大臣，方今大臣之弱者，则不敢为陛下守法以忤谏官、御史，强者恣行所欲，而谏官、御史亦无敢忤其意者。陛下两听其所为而无所问，安有朝廷如此，久而无乱者乎?』安石由是与执政忤。枢密副使欧阳修言：『近见谏官唐介、台官范师道等因言陈旭事得罪。陛下自临御以来，擢用诤臣，开广言路。一旦台谏联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惊疑。臣谓方今言事者规切人主则易，欲言大臣则难。臣自立朝，耳目所记，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简，贬知饶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贬春州别驾；至和初吴中复、吕景初、马遵言宰相梁适，皆罢职出外。其后赵抃、范师道言宰相刘沆，亦罢职出外。前年韩绛言富弼，贬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陈旭得罪。斥逐谏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为国家之利。欲望召还介等，置之朝廷，以劝守节敢言之士。』
秋七月甲午，出内藏库绢二十万疋下河北，助籴军储。壬寅，同知谏院司马光以三札子上殿。其一论君德，曰：『臣窃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也，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也，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犹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犹视苗之秽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犹知获而不知种也。三者兼备则国治强，关一则衰，阙二则危，三者无一焉则亡。臣窃见陛下天性慈惠，谨微接下，子育元元，汜爱群生，虽古先圣王之仁，殆无以过。然践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纪纲犹有亏缺，阊里穷民犹有怨叹。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扬圣化，将陛下之于三德万分一亦有所未尽欤?臣伏见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渊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复询访利害，尽察得失，一皆可之。诚使陛下左右前后、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实正人，则如此至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则岂可不为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廊日月之融光，奋乾刚之威断，善无微而不录，恶无细而不诛，则唐虞三代之隆何远之有?』其二论御臣。曰：『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途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途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非特如是而已，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诚能博选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则增秩加赏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废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如是而朝廷不尊，万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请伏面欺之诛。』其三论拣军，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书，其三送枢密院，戒拣军官。
八月庚申，诏三馆、秘阁校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七史书，有不完者访求之。司马光言：『臣切以赦者害多而利少[4]，非国家之善政也。汉大司马吴汉病笃，光武亲临，问所欲言，对曰：「惟愿陛下无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贼良民之盛者，莫大于数赦。」蜀人称诸葛亮之贤亦曰：「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然则古之明君贤臣，未尝以赦为美也。伏望下中书：今后每岁疏决不过一次[5]，或早或晚。或外人不可预期，或遇亲祀南郊之岁，更不疏决，永为定制，庶几为恶之人不敢指以自宽，有所戒惧。丁卯，司马光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重微》，五曰《务实》。
《保业》略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艰，守之至艰。王者始受天命之时，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与角智力而争之，智竭不能杭，力屈不能支，然后肯稽颡而为臣。当是之时，有智相偶者别为二，力相参者则为三，愈多而愈分。自非智力首出于世，则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