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淹所建，仲淹既绌，故元瑜亟奏罢之。知制诰余靖乞特降指挥，应合奏荫亲属，臣僚所奏子孙、弟侄，特令不拘年甲，以广赏延之典。从之。戊戌，讲《诗》，起《鸡鸣》，尽《南山》篇。先是，讲官不欲讲《新台》，帝谓曾公亮曰：『朕思为君之道，善恶皆欲得闻，况诗三百皆圣人所删定，存劝戒，岂当有避也?』乃命自今讲读经史，毋得辄遗。兼侍御史知杂事赵及权判吏部流内铨。初，铨吏匿员阙，与选人为市。及奏：阙至，即榜之吏部。榜阙自及始。乙巳，以马军都虞候公廨为太学。
三月戊午，迩英阁讲《诗﹒匪风》篇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大鲜，治小国若烹小鲜，义与此同否?』丁度对曰：『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非圣学深远，何以见古人求治之意乎?』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罢，枢密副使韩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昨契丹领大兵压境，命弼使北，以正辩屈强北，卒复和议，忘身瘁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方自北主而下皆称重之。陛下两命弼为枢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辞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则不顾毁誉，动思振缉纪纲，其志欲为陛下立万世之业尔。近日臣僚多务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报。而董士廉又诣阙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恳求补外。辛酉，琦罢枢密副使、知扬州。丙子，诏礼部贡院增天下解额。己卯，迩英阁讲《诗﹒六月》篇。上曰：『此序自《鹿鸣》至《菁菁者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当时事耶?』杨安国对曰：『昔幽王失道，小雅尽废。四夷交侵，中国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为万世监也。』于是上再令讲之。又诏：『补荫选人，自今只令吏部流内铨候该参选日，量试所习艺业注官。其庆历三年十一月条制勿行。』迩英阁读《汉书》高祖封韩信为齐王事，上曰：『高祖之从谏，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对曰：『高祖聪明大度，故臣下得尽其诚，不然，何以基帝业也?』丙戌，罢入粟授官。是月，欧阳修上疏：『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而罢，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识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摇动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何故也?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指以为朋党，则可一时尽逐。大臣不可以他事动摇，惟有专权是人主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过，而一时尽逐，必有朋党、专权之说上惑圣聪。臣请详言之：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韩琦则纯正而质直，富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力争而宽之。仲淹谓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亦号仲淹之党，及急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尹洙。此数事尤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公正之贤也。平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争而无私。以此而言，臣见杜衍等真得汉史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诬矣。陛下于千官百辟之中亲选得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以为陛下惜也。』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当食，而阴晦不见。宰臣率从官称贺。御史李京言：『自宝元初定襄地震，压死者数万人，殆今十年，震动不已，岂非西、北二边有窥中国之意乎?孟夏雷未发声，岂非号令之不信乎?愿陛下饬边臣备夷狄，戒辅臣谨出命，以厌祸于未形。』上嘉纳之。壬辰，迩英阁讲《诗﹒小旻》篇曰：『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帝谓赵师民曰：『以水论政，其有指哉?』对曰：『水性顺则通，通则清；逆故壅，壅则败。喻用贤则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则王泽壅而世浊。幽王失道，绌正用邪。正不胜邪，虽有善人，不能为治，亦将相牵以沦于污败也。』丁未，讲《诗》至《巷伯》篇，注有鲁男子独处之事。帝曰：『嫌疑之际，古人所谨。此不著古人姓氏，岂圣人特以设教邪?』戊申，平章事兼枢密使章得象罢为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判陈州。得象在中书八年，畏远名势，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然无所建明，里行孙抗数以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请罢，上乃许之。平章事兼枢密使贾昌朝加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参知政事陈执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枢密使。庚戌，枢密副使吴育为参知政事，翰林学士承旨兼中书舍人丁度为枢密副使。
五月，上封者多言诸路转运判官竞为苛刻。己巳，诏见任转运判官岁满者皆罢。
秋八月甲子[2]，监察御史包拯为契丹正旦使，阁门通事舍人郭??副之[3]。契丹馆伴者谓拯等曰：『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纳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门，何必便门也?本朝岂尝问涿州开门邪?』敌折，不复言。及拯使还，具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