倬若日月，不能纤晦者，有实美而然也。陛下倘奋乾刚、明听断，则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摄奸宄，则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风俗，则有崇俭之名；澄冗滥，轻会敛，则有广爱之名；悦亮直，恶谀媚，则有纳谏之名；务咨询，达壅蔽，则有勤政之名；责功实，抑侥幸，则有求治之名。今皆非之而不为，则天下何所望乎?抑又圣贤之道曰名教，忠谊之训曰名节，此群臣诸儒所以尊辅朝廷。纪纲，人伦之大本也，陛下从而非之，则教化微，节义废，集诟无耻之徒争进而劝沮之，方不行矣，岂圣人率下之意耶?』己亥，出内藏库绸绢三百万下三司，以助经费，用韩琦之言也。丁未，以枢密副使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右谏议大夫富弼复为枢密副使。弼犹欲固辞，会元昊使辞，群臣班紫宸殿门，上俟弼缀枢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谕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虏故也。』弼不得已，乃受。癸丑，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师分路宣抚，逾月皆未行，琦言于上曰：『贼请和无他，则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盗边。当速遣仲淹河东，则臣方壮，可备奔走。中师宿旧大臣，毋劳往也。』乃诏琦代仲淹宣抚陕西，而中师卒不行。
九月，上既擢任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与弼、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
《大事记》曰：自李沆抑四方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之缓势。自范仲淹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吾观范仲淹之于庆历，亦犹安石之于熙宁也。十事之奏，庆历三年九月也，始于明黜陟，终于重命令，当时之言，一一见用：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择守长之法则以十月丙午行，任子之法则以十一月丁亥行，馆职之法则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壬戌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减徭役之法以五月行。其余厚农桑、覃恩信、重命令，悉用其说，或著为令。然行之未及一年，而侥幸者多不悦矣。
司徒吕夷简固请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谏官欧阳修言：『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纲纪大隳。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平生罪恶偶不发扬，正赖陛下终始保全，未污斧锧，是陛下不负夷简，夷简上负朝廷。今虽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礼数，臣乞因其来让，便与寝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之曰：『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襄数求补外，以便亲养。枢密副使富弼曰：『谏臣不当远去，许给假迎亲可也。』上许襄归宁而不许其罢。甲申，太白犯岁星，又犯太微左执法。谏官余靖言：『风闻司天之奏，乃以商洛群盗便当其占。臣历观汉、晋、隋志，凡五星之变，金、火谓之罚星；太白与金星相犯，皆主兵丧及饥。其变乃出端门之右，执法之测，前志所占，将有伏尸流血之变，岂山泽小寇所能当之?伏望陛下责躬修德，以谢天变。内宣慈爱，以敦九族，外选才良，以安百姓。与廊庙大臣叶忠虑善，无怠于政，则天下幸甚!』丙戌，命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事。先是，枢密副使富弼言：『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太祖创立示度，太宗克绍前烈，真宗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施于天下，咸以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刬革。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分明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俯，俾为模范。』上纳其言，故命靖等编修，弼总领之。明年九月书成，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二十卷。先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言：『臣数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孙绵远，盖由积德之深。臣言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动天地，此圣嗣无疆之本也。今有札子三道进呈，内一道为议赎法事，即乞降出；二道乞不降出，其一曰：今来宫中人数几多，或供使有余，宜降诏旨，特令减放，以遂物性。其二曰：乞出圣意，以内帑物帛委边臣渐次收赎，陷蕃汉户人口各还其家，使父母子孙再得完聚，至德动天，降祐王室，书之史策，光于后代。』
欧阳修言：『近日诸处盗贼纵横，若不早图，恐难后悔。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臣曾建言：方今凋残，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滥者多。乞朝廷选差按察使，纠举年老、病患、赃污、不才四色之人，并行澄汰，莫若精选明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