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 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袁纪此文实取资于此，作“谊”、 乃涉前“贾谊”而误，故据以改。下同。
此四学虽传于世，至建武初议立左氏学，博士范〔升〕（舛）议讥毁左氏〔一〕，以为不宜立。〔章〕（愍）帝即位〔二〕，左氏学废，乃使郎中贾逵叙明左氏大义。逵又言古文尚书多与经传尔雅相应，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学者益广。
〔一〕 据范书改。
〔二〕 陈璞以为“愍帝”是“明帝 ”之误。今按范书贾逵传及袁纪下文，乃“章帝”之误。陈说甚失考。
逵字景伯，右扶风平陵人。身长八尺二寸，弱冠能诵五经、左传，兼通谷梁诸家之说，沈深有用，其所学者，可为人师。明帝时为郎，使与班固校书。帝 即位，雅好古学，诏逵入讲白虎观，使说左氏传，上善其说。逵母尝病，上以逵居贫，欲赐之，以校书比例多，乃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逵。逵让曰：“逵母 病甚，子贫无事于外，屡空，且从孤竹于首阳矣〔一〕。” 其思厚若此。迁卫士令。逵才学皆通，其所着论，为学者所宗。性佚，不修小节，当世以此讥焉，故不至大官。
〔一〕 范书贾逵传，此乃章帝嘱马防之语，按袁纪下文作“其恩厚若此”，则袁纪“逵让曰”当是“谓防曰”之误。又范书“无事”作“无人事 ”。李贤曰：“谓不广交通也。”贤又曰：“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隐于首阳山，卒饿死也。 ”
袁宏曰：尧舜之传贤，夏禹、殷汤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亲尽则婚，周 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长，三代之典也，文王废伯邑考而立武王，废立之不同者也。“君亲无将，将而必诛。”〔一〕周之制也；春秋杀君之贼，一 会诸侯，遂得列于天下，此褒贬之不同者。彼数圣者，受之哲王也，然而会通异议，质文不同，其故何耶？所遇之时异。
〔一〕 详见卷十注。
夫奕者之思，尽于一局者也；圣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故记载废兴，谓之典谟；集叙歌谣，谓之诗 颂；拟议吉凶，谓之易象；撰录制度，谓之礼仪；编述名迹，谓之春秋。然则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圣人之迹不同如彼，后之学者欲齐之如此，焉可得哉！ 故曰 “诗之失愚，书之失诬，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一〕，不可不察。圣人所以存先代之礼，兼六籍之文，将以广物惯心，通于古今之道。
〔一〕 语出礼记经解篇。注曰：“ 失，谓不能节其教者也。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
今去圣人之世，几将千年矣，风俗民情，治化之术，将数变矣。而汉初诸儒，多案春秋之中，复有同异。其后殷书礼传，往往间出，是非之伦，不可 胜言。六经之道可得详，而治体云为迁易无度矣。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殽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一〕；班固演其说， 而明九流〔二〕。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 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二家之说，未知所辩。
〔一〕 六家者，阴阳、儒、墨、名、法、道也。
〔二〕 九流者，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也。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一〕，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 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 〔二〕。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 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
〔一〕 “百司”，“非居道如何情动”九字，乃据黄本而补。
〔二〕 袁宏所论，乃时人儒道合流说之滥觞。张湛列子说符篇注：“自贤者即上所谓孤而无辅；知贤则智者为之谋，能者为之使，物无弃才，则国易治 也。”又仲尼篇注：“不能知众人之所知，不能为众人之所能，群才并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恶无好，无彼无此，则以无为心者也。故明者为视，聪者为 听，智者为谋，勇者为战，而我无事焉。”此与袁宏之论道家，可谓一源之水。
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