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罘三百十八石，宜昌二石，汉口一千一百六十一石，九江三千七十七石，芜湖三千四百石，镇江三千九百十一石，上海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一石，宁波六千四十石，温州二百三十四石，福州六千一百六十六石，淡水一千九百七十四石，打狗二千六百七十石，厦门六千八百七十三石，汕头六千八百六十三石，广州一万三千一百十四石，琼州一千一百六石，北海一千一百石，九龙二千八百五十一石，拱北一千八百十一石，综二十一关，八万二千六百十二石。是年，至香港者，八万八千八百三十石，余剩六千二百十八石，余剩之数，则为香港年终所存，及各口年终趸关者，自是香港转运各口洋药，无偷漏之患。向之厘金年终报部一万余两者，自十三年由关并征以来，第一年报部厘金四百六十四万五千余两，第二年则六百六十二万二千余两。
核之因并征所增经费，每年仅三十三万两耳。此洋药厘金税关并征之明效大验也。
然而，税银三十两列之条约税则，不换约不得有毫厘之加，而约载商洋止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止准华商运入内地，则内地厘金应征多寡，其权犹自我操，每百斤即征至数百金，外人不能藉口也。今并此厘金亦列入专条，一则曰：“不得较土烟税捐格外加增，不得别立税课”；一则曰：“运送洋药前往内地，仍不免其输纳税捐，无论何时，英有废弃专条之权，仍照津约办理。”据此，则权自我操之厘金，不换约亦不得有毫厘之加。其与土烟并论者，盖深知我重征土烟，一时难办，以此愚我。而遂其阴狡之谋。所幸者，尚有“四年以后，皆可先期知照作废”一语。窃愿专条废弃，仍由我自行征收，无虞掣肘。特恐积习相沿，前辙易蹈，未必能如各关之稽征，一律涓滴归公耳。
当道光年间，中国吸食鸦片者尚少，印度烟税亦不过重。
烧烟之信传入外洋，英上下两议院臣民，多以鸦片贸易本干中国禁令，以此用兵其曲在我，遂有耶稣教会递禀求禁，并请勿任印度栽种罂粟，又有人在英京伦敦作鸦片烟罪过论，以为既坏中国风俗，又使中国人猜忌英人，而碍商局，英主颇是之。时义律意在用兵，议遂寝。迨通商弛禁后，英之传教士游历各省，见民间吸烟日众，劝止不可，因于同治十二年春，在议院论及，大要谓：印度鸦片流毒中国，华人怨之，邻国非之，损我英名。因合英之善士联名禀院，致书各国，有能痛陈鸦片利害者，著为论说，仅六阅月内函达伦敦，择其尤善者，酬金六百，次者半之。通得五十四论。中有四论为华人所著。取众论编印成书，以资国人观感，期有以歆动之。十三年秋，有曾在中国传教之雒魏林、理雅格、丹拿等三人，曾在中国为商之马特生，及其国中富商、文士，共六十五人，于伦敦倡设劝禁鸦片会。光绪元年五月，复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覆，谓：“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众士所陈鸦片为害情形，过当难信，三也；罂粟关印度度支，欲禁必倍征他项。恐激而变生，四也。”观其末端，可知英人意向矣。二年，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既至伦敦，会中官绅靦陈鸦片宜禁各节。
郭大臣于三年二月初八日，与副使候补五品京堂刘锡鸿具疏，略谓：“西洋通市于中国，历无嫌怨，道光二十年议禁鸦片烟，遂至失和。宜如何疾首蹙额相为戒禁，以示无忘国耻之义。就臣等耳目所及言之，鸦片之禁始自雍正时，其初但充药品，贩运内地，所恃政教修明，民间懔懔畏法，无敢吸食，至道光初，而其风始炽。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展转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由是而至贵州，至陕西、山西。一二十年来，废田而种罂粟，岁益浸广，西洋贩运亦渐增多，势将尽中国之人，皆失其生理。西洋人士和鸦片烟为害之烈，与中国受害之深也，将与设为公会，广劝禁止栽种贩卖，臣至伦敦，其地世爵忧弗斯伯里，及议政院绅士马克斯求尔德，及教士里格丹拿毕士等五十余人，相就论此，义形于色。窃以为禁止鸦片烟，不在繁为禁令，在先养士大夫之廉耻，而其要尤在长官稽查督察，使不能有所宽假。宜先示限三年，责成督抚分饬州县，多制戒烟方药，施散劝谕。逾期不能戒者，官吏参革，生监、举人褫斥长官不举发同罪，而共文武试士子，例具五童互结，宜以鸦片烟为首禁，客隐者一并除名。童生皆先停考，滥入场者禀保坐黜，廪生吸食皆先停止，保人滥保者教官亦坐黜。至三年期满学校中不准复有吸食鸦片烟者。用以激励士民之心，而作其气，亦在使知所耻而已。其川、滇、甘、陕各省，栽种罂粟，则必以课吏为先。臣闻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工力又复减者，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土税，亦数倍于常赋。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男、妇相率吸食，不能如印度所出烟土禁民吸食，而南洋附近之暹罗，东洋之日本，皆有厉禁，民间无吸食者。独中国贩运销行，每年课税数千万，为英国入款一大宗。而其地绅士会议，犹勤勤焉，谓烟土贻毒中国，引以为咎，倡言禁止。伏乞皇上坚以持之，宽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