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好之物进口征加两倍，轻减为多。而以古昔省刑薄敛之意义论之，固考之不谬，而质之无疑者也。若内地私种罂粟，所造土烟，行销浸广，应即照洋药税则，加捐示罚。惟土烟味淡气薄，吸者弗尚，其价值亦较洋药为轻，税厘之加，未宜与洋药一律。如按其斤重价值，准洋药推算议加，乃与罚捐之意允协，而贫难之民因惜费而减瘾，其实效亦复相同。”
奏上，光绪七年五月初九日，奉上谕：左宗棠奏禁食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收实效一折。鸦片流毒中国，为害甚深，近因民间吸食愈多，销路愈广，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
朝廷轸念时艰，何难申明禁令，齐之以刑。惟虑陷溺既久，兴贩吸食之徒日众，空文禁制，既属徒法难行，讼狱滋繁，又将别增扰累。左宗棠所奏拟加增税厘，参用罚惩遗意，冀可渐挽颓风，不为无见。各省原定洋药厘捐，本较洋税为重，乃总计所收厘金，竟远不及进口之税。是承办之员，奉行不力，减成折收，任令奸商隐匿偷漏，巡役包庇分肥所致，情弊显然。左宗棠所拟每洋药百斤统税厘合计征银一百五十两，内地土烟价值较低税厘准照洋药推算征收，亦尚平允。此项系取之于吸食鸦片之人，与华洋各商并无干涉。著南北洋大臣、福州将军、各直省督抚、粤海关监督，将各关口及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将稽查征收章程悉心妥议，于一月内覆奏，候旨定夺。此事务在必行，该大臣等当熟筹办法，期于大局有裨，实为至要。原折均著抄给阅看。又奏香港偷漏过钜，请由广东督抚委员赴港查其出入之数，轻总理衙门会北洋李大臣，以香港久画为英埠，政令不及，若在港查其出入实数，仍不能不与英官商办等词覆奏。当增税之谕到浙，浙江巡抚谭钟麟、委道员蒋国桢，于五月二十八日，抵宁波总口，体察情形，浙省可加，而苏省以上海有洋人聚居处所，免厘之章，未便遽加。江浙毗连，加于此而不加诸彼，不啻为渊殴鱼。闽之于粤情形亦然。煌煌天语，率格不行。而罂粟之禁，自是转不弛而弛。嗣复经总理衙门与威妥玛商办洋药税厘并征，在香港设局，每百斤先收正税三十两，带征内地厘金八十两。威使仍有意推延，始终以咨回本国为词。维时有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者，德国人，上书北洋李大臣，请先奏派大员往印度查勘种制鸦片情形，兼探印度总督意旨。李大臣韪之，因派道员马建忠由津赴印，将应议各节带往，面商印督。印督亦深喜我国自操此项贸易之权，庶可缓缓断绝，即抽收税厘，亦可由我国自主。于是德璀琳建议办法十条，陈之李大臣。略谓印度每年运来鸦片约九万箱，即准此数，由中国就印度设局收买，运回分售，别商不得买卖，以三十年为限，每年递减三千箱。请印督晓谕种罂粟者，每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可绝。而英人又谓中国土植罂粟，年盛一年，宜先自禁，以是又不果行。然所议由官收买，立限递减，底于断绝，固至善也。办法附：（一）应奏明特简有名望、才略大员，先赴印度，与印督将中国现拟设局收买洋药，彼此均有利益各节，详细陈明，再赴英京伦敦，告知英廷，请将《烟台条约》第三端内之第三节删去。缘此条英廷从前未经允行，以致中国迄未举办。现既与印督商明办法，自应销除前节，另立专条，以昭信守。
（一）特简大员抵印度时，须详言中国受洋药之害已数十年，非不欲迅即禁绝，奈自今关税亦以此项为大宗，实亦难于禁止；而印度向以栽种罂粟为立国之基，若骤欲禁绝，揆情审势，亦断办不到。现在彼此商议以三十年为限，每年印度运到中国洋药，以九万箱为则。自立约之年起，此九万箱统由中国派员设局收买。以后按年递减三千箱，至第三十年限满，洋药即可断绝。印督须将此意，晓谕通国种植罂粟之人，遵照按年少种三千箱之罂粟，减至三十年，此患永除。在中国不禁之禁，而在印度并不减少饷源，又得禁止毒药害人之美名。此三十年中，尽可设法变计，讲求树艺黍稷，皆能获利。又必须印督允准，除中国收运洋药之外，他商一概不许购买，即香港、新嘉坡、槟榔屿等处所需烟土，历年若干，亦应由出使大臣与英外部商定，查明按年递减，不准溢出原数，致被滋蔓。其印度属地有产洋药之区，亦由印督行知照办，并须印督派员在各该属从严稽查，以杜偷、漏、浮、冒诸弊。至外洋各口抽收税课，亦须商令照中国各口一律，以免畸轻畸重，致生弊端。
（一）印度洋药价值，自立约开办之日起，每箱需银若干两，此三十年内，不得加减。在印度设局收运，必须验明真正好土，然后按箱给银。
（一）印度总督须保其洋药除中国收买之后，不得分毫余胜。缅甸等国，一概不准购买，以免浸灌云南等省。
以上四条，与印度总督、英国外部商定之款，增损随时再酌。
（一）既与印度立约收买洋药，则中国罂粟本干例禁，自应请旨严饬各直省禁绝，否则无以服印度之心。
（一）设立总局，拟名曰“督销洋药局”，取销毁之义，派员总办，由此洋大臣主持，即在天津创设总局，香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