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
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
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 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
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