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余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顺、僖三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为今日计，莫若择使，与之往返熟议，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币之数，令有司会计所有，陆续具报。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以孤军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以重兵卫出之，彼且不敢轻视中国，其和可久也。宰执皆不以为然。方谓都城破在旦夕，肝脑且涂地，尚何三镇之有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上为群议所惑，默然无所主。凡争逾两时，无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胜众说，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数日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者，徒以议论或有补万分之一。今与宰执异议，不能有所补，愿还庶僚以安愚分。”慰谕曰：“不须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徐议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复前进曰：“金人所须，宰执欲一切许之，不过欲脱一时之祸，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为陛下了此。愿更审处，后悔恐无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复回，尚冀可以力争。而誓书已行矣，所求悉皆与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张邦昌，为质于金人军中，己无可奈何。则为留三镇诏书，戒书吏以辄发者斩！庶几俟四方勤王之师集，以为后图。而宰执裒聚金银，自乘舆服御、宗庙供具、六宫、官府器皿皆竭取之，复索之于臣庶之家，金仅及三十万两，银仅及八百万两。翌日，对于福宁殿。宰执以金银之数少，惶恐再拜谢罪。余独不谢。于是，孝迪建议，欲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犒大金军所遗，多揭长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输之官。限满不输者，斩之。许奴婢及亲属人等及诸色人告，以半赏之。都城大扰。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余因对于福宁殿，奏上曰：“搜括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复许告讦，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内变，不可不虑。”上曰：“卿可往收榜，毋得告讦。”余因巡城过榜所，令传圣旨收榜，归行营司，移牒孝迪照会。人情乃安。
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数万人。乃于四壁置统制之官招集之，给刍粮，授器械，踏寨地，团队伍，皆行营主之。昼夜竭力，无少休息。
至十七八日间，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郑州南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于是金人始惧，游骑不敢旁出，而自京师城以南，民始获奠居矣。
二十日，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泾原、秦凤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师，集者渐众。兵家忌分，节制归一，乃克有济。愿令师道、平仲等，听臣节制。”上降御笔曰：“师道老而知兵，职位已高，与卿同官，替曹曚可也。”盖上意欲以师道为亲征行营副使。余窃叹上裁处之当，而宰执间有密建白以为不可者，上入其言。于是别置宣抚司，以师道签书枢密院事，充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应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师，并隶宣抚司。又拨前、后军之在城外者属之。而行营司所统者，独左、右、中军而已。上屡申饬两司，不得侵紊。节制既分，不相统一。宣抚所欲行者，托以机密不复关报。余窃忧之。自金人议和，誓书既行之后，朝廷日运金帛之属输其军中，名果、珍膳、御酝之饷，冠盖络绎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宝带、鞍勒以遗之，品数甚众，其价不可胜计。余每争，以谓此不足以为德，适所以启戎心。虽上恭俭，视珠玉如粪土，然戎之生心，何厌之有。众方称美上德，不以余言为然。金人益肆，须索无所忌惮，至求妓乐、珍禽、驯象之类，靡不从之。及勤王之师既集，西兵将帅日至，上意方壮。又闻金人掳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王子、帝姬坟墓攒殡发掘殆尽，始赫然有用兵之意。
余赞上曰：“《易》于谦之上六，称利用行师，征邑国。师之上六，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谦之极，非利用行师，不足以济功；师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屈已讲好，其谦极矣。而金人贪婪无厌，凶悖愈甚，其势非用师不可。然功成之后，愿陛下以用小人为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惩创，不敢有窥中国之心，当数十年无夷狄之祸。不然，一日纵敌，数世之忧患未艾也。”
二十七日，余与李邦彦、吴敏、种师道、姚平仲、折彦质同对于福宁殿，议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张大其势，然探得其实，不过六万人，又大半皆契丹、渤海杂种，其精兵不过三万人。吾勤王之师集城下者二十余万，固已数倍之矣。彼以孤军入重地，正犹虎豹自投于槛阱中，当以计取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为今之计，莫若扼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诸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贼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俟其刍粮乏，人马疲，然后以将帅檄其誓书，复三镇，纵其归，半渡而后击之，此必胜之计也。”上意深以为然，众议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举事，盖阴阳家言是日利行师，而姚平仲之师亦将至故也。
约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屡立战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