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系，而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若以谓钱粮犒赏多，则今春无兵捍寇，致令误国，土地、宝货、人民皆为所取，今惜小费而不为之备，臣恐后来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况原降指挥，防秋之兵各令赍粮以行，则钱粮犒赏之乏自非所患，庙堂不深思宗社大计，而惜小费，臣窃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寇退，天下无事，则边郡日报金人聚兵，声言某月入寇，当取某地。强敌临境，非和非战，朝夕恐栗，惧其复来。天下果无事乎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然，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以谓太原之围贼马不多，不攻自解，则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实数。姚、种二帅，以十万之师，一日皆溃，彼未尝有所伤衄。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以谓非愚则诬。至林牙、高丽牵制之报，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今河北、河东州郡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万为言，而半年以来，未有一人一骑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罢，不知此何理也若必以谓不须动天下之兵，而自可无事，则臣诚不足以任此责，陛下胡不遣建议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为此扰扰也。除范世雄所统湖北兵闻已至襄唐间，臣已作奉圣旨令疾速发赴宣抚司外，所有余路乞依原降诏书起发，庶几不误国事。未报，间再具奏曰：近降指挥，减罢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则河北防秋阙人，恐有疏虞；一则一岁之间，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无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计，臣前奏论之已详，请为陛下更论不可失信之意。昔周为犬戎所侵，常以烽火召诸侯兵。恐诸侯之未必至也，举烽以试之，诸侯之兵大集，知其试已，皆怒而归。其后，真举烽，无复至者，去冬金人将犯阙，诏起勤王之师，远方之兵踊跃赴难，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诏止之，皆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敌，又起天下之兵，良非获已，远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复约回，将士卒伍宁不解体。夫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竟不报。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围，于是宣抚使刘韐、制置副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句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曾议于隆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平定军辽州两路，刘韐、王渊主之；威胜军路，解潜、折彦质主之；汾州路，张灏、折可求主之。而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句当公事，皆承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宣抚司自有节制之名，特文具尔。余奏上以节制不专，恐误国事。虽降指挥约束，而承受专达自若也。至期出师，解潜与贼相遇于南北关，转战四日杀伤相当，金人增兵，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汾辽之师，皆逗留不进。其后，张灏又违节制，用统制官张思正复文水县，已而复为贼所夺。余亟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又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吾孤军，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会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荐为宣抚判官，方欲会合，亲率师以讨贼，而朝议变矣。初，贼骑既出境，即遣王云、曹曚使金人军中，议以三镇兵民不肯割，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至是遣回，有许意。其实以款我师，非诚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议，意谓非归租赋，则割地以赂之，和议可以决成。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议和之使纷然于道路矣。既而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而进用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以内禅事，言者谓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责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窃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因入劄子，奏状乞罢。
初，唐恪谋出余于外，则处仁、翰、敏可以计去之，数人者去，则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数上，犹降诏批答不允。余具奏力道所以材能不胜任者，且得昏愦之疾，不罢决误国事，并叙曩日榻前之语。于是，上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巡边，交割宣抚司职事，召余赴阙，且俾沿河巡视防守之具。余连上章乞罢知枢密院事，守本官致仕。行至封邱县，得尚书省劄子，有旨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时九月初也。余具奏辞免，不敢当。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罢者，非爱身怯敌之故，特事有不可为者，难以虚受其责。始宣抚司得兵若干，今屯驻某处，皆不曾用。始朝廷应副银、绢、钱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钱并犒赏外，今皆椿留怀州，及在京降赐，库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罢去，恐不知者谓臣丧师费财，惟陛下遣使核实。虽臣以不才乞罢，愿益择将帅，抚驭士卒，与之捍敌。金人狡狯，谋虑不浅，和议未可专恃，一失士卒心，无与御侮，则天下之势去矣。臣自此不复与国论，敢冒死以闻。既而果有言余专主战议、丧师费财者，又指言十罪。于是遂落职宫观，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又以余上疏辩论，谓退有后言以惑众听，再谪宁江用舍。进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而为庸懦谗慝者坏之，为可惜也。殆天未悔祸，生灵未有休息之期，命运之行自有数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建昌假道长沙以趋川陕，适荆南为寇贼所据，道梗，少留。时都城复为虏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