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万之金，不烦输将而天庾常满。亦何惮而久不为也。”
《靳文襄公生财裕饷第一疏略》：“臣维我国家车书一统，薄海内外，莫不尊亲。自唐虞迄今，幅员之广，无如我朝为最。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财赋日增。贯朽而粟腐矣，乃司农犹鳃鳃焉患兵饷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顷四十亩。地方十里，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顷。地方百里，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万四千顷。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万顷。依王制所载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计之，凡方千里之地，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或其间有种棉花蔬果菠荷药饵之类，以其非系五谷，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计地九十万顷外，亦实有田二百七十万顷。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亩，合夏麦秋禾计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粮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亩征粮一斗，每田一顷，应征赋粮十石。二百七十万顷，应征赋粮二千七百万石。内以一分征本色，岁可征粮二百七十万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牵科折银四钱。而布帛鱼盐之利不与焉。直隶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径直量之，不过方四千余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为方千里者九。每岁额赋，亦应有粮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此臣准古证今，甯从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数，而非无稽之臆说也。今司农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饷军需驿站，与官役俸工营修祭祀而已。盖兵无饷则无以资饱腾，官无俸则无以养廉德，役无工食则无以糊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备，其弊皆能害齐民，伤邦本。军需为荡寇之先资，驿站通国家之气脉，以及营修城郭宫室，祭祀天地神祗，均属必不可少。然臣约而计之，岁有银二千万两，足以饷兵而有余。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数倍，驿站人大马匹，亦或量为加增，并一切军需营造祭祀等项，不过再费银二千万两，亦云至矣。设使国家每岁所入银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数，则每岁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库藏积帑，必且充栋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见征额赋，较臣前科之数，不及三分之一，自无怪司农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实在之地，自当有必产之粮。既有必产之粮，自当有应输之税。今量幅员丽计地亩，则甚多。按全书而稽额赋，则甚少。其故何耶？盖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于今，而来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祗以世远难稽，臣亦不复具论矣。何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赋轻而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众也。”云云。
杨锵曰：“夫谋国之是非，与行己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己者随地而处，遵轨而趋，成败利钝，置之可也。谋国者君父宗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关系何如，而可执偏见，徇恒情。画不足以规益，而曰道不计功。智不足以纾忧，而曰心不负国。然欤否欤？”
魏冰叔《杂说》：“军政擅杀之罪重于焚，予谓焚之害重于杀。杀一人则止一人，焚一屋则连千百屋。人可走徙以避杀，不能载屋而避焚。有屋，则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轻肆焚毁，民非数岁，不得复土矣。故焚杀之罪，处斩则均，而焚尤当行连坐之法。”
又云：“考核人材，绳以六曹之职。如学兵者，考其韬略。学刑者，考其律例。最为切实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专精一曹，而独能明于国家兴除之大故，强弱之大势，断非常之事，定卒然之变。其精强于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无措。若必以专才绳之，则此等人皆遗弃矣。故刑名责实之术，反有时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论国势治体之题，意盖以此。”
做事人最要有略，方处置得宜。然有大略，有远略，有雄略。目前紧要著数，得一二可当千百者，曰大略。事机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数十百年之后，曰远略。出奇履险，为人所不敢为，不斤斤于成败利钝之算，而目无全牛，气足吞敌，曰雄略。识不远者，不能见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远略。识远气大而无雄才壮气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学而至，故人当以拓充器识为先也。
《妙真经》云，罪莫大于淫，祸莫大于贪，咎莫大于僭。此三者，祸之车也。予谓淫不止渔色耳。凡心有所溺，皆谓之淫。贪不止悖入耳。凡过取浮名，皆谓之贪。僭不止逾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谓之僭。鬼神所深恶也。
《魏郑公续谏录》。太宗谓侍臣曰：“朕闻西人爱珠，若得好珠，劈身藏之。”侍臣曰：“贪财损己，实为可笑。”太宗曰：“勿唯可笑。今官人贪财，不顾性命，身死之后，子孙被辱，何异西人之爱珠耶。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亦为可笑。”公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者甚于此，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太宗曰：“朕与公等既知笑人，今共相匡辅，庶免人笑。”
徐师川以才气自负，少肯降志于人，常言吾于鲁直为舅氏，然不免有所窃议。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