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之初，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吕诲一人而已；熙宁之末，论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隐者，惠卿一人而已。吕诲之言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视朴野，中藏巧诈，骄蹇傲上，阴贼害物。’吕惠卿之言曰：‘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凡此数恶，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闻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苦而为此也。谋身如此，以之谋国，必无远图，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闲，岂可为安石而废哉！’又曰：‘臣之所论，皆中其肺肝之隐。’臣某窃谓：元臣僚，于吕诲之言则誉之太过，于惠卿之言则毁之太过。此二臣者趣向虽异，至于论安石之罪，献忠于神考，则其言一也。岂可专誉诲而毁惠卿乎？偏毁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炽也。元之偏，可不鉴哉！臣窃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则安，偏则危，臣之以言取祸，初缘此语。然臣自视此语，犹野人之视芹也，切于爱君，又欲以献。前日之欲杀臣者，必亦目矣。然臣之肝脑，本是报国之物。臣若爱吝此物，则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闻安石之罪，则人之利害咸在矣。为我宋之臣岂得不思乎？乃者天子幸学，拜谒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跻此逆像，卞唱之也。辅臣纵逆而养交，礼官舞礼而行谄。僭自内始，达于四方，万国寒心，外夷非笑。冕夷俟，载籍所无，屦加于冠，何以示训？自有中国以来，五品不逊，未有此比。然则观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概，可以未读而知矣。蔡氏、邓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庙，朝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暮拜安石而颂曰：‘圣矣，圣矣！’国学，风化之首也，岂三家之家庙乎？故曰：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莫大于此。尊君爱国之士，孰敢以此为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极天下之非，而可以谓之国是乎？呜呼，讲先王之道，而以弗百姓为先；论周公之功，而以僭天子为礼。弗民岁久，蠹国日深，僭语为胎，遂产逆像；以非为是，态度日移，废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国是，使行之；既窜逐，移是于布；布又窜逐，移是于京。三是皆发于卞谋，三臣同归乎误国。然则果国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为是，则操心颇僻，赋性奸回，如邓绾者，不当逐也；若以卞是为是，则以涂炭必败之语诋诬神考，如常立者，不当窜也。神考逐绾，可以见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窜立，可以见斥绝安石之意。两朝威断，天下皆以为至明；陛下光扬，亦以去卞为急务。埽除旧秽，允协人心，布泽日新，上合天意。乐于将顺，绅所闻，梦阙驰诚，名限疏远。彼元、元符之籍，虽渐绝弛，而人尚未见用；应诏上书之罪，虽已释放，而士犹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复问，未用者当自退藏，其余虽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务保身，纵有强聒之流，且无私史之隙。唯臣因论私史，祸隙至深，得存余命，全由独断。臣之所以报国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决知处世难久，与其赍志于没后，孰若取义于生前。义在杀身，志惟尊主，故臣所著《日录辩》，名之曰《四明尊尧集》云。”
●卷二十四晁说之以道，其姓名蚤列东坡先生荐贤中。崇宁初，又以应诏言事，编部党者，三十暑寒不赦。渊圣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独以上辈旧学遇之，其初见帝之言，亦陈莹中《尊尧》之意也。曰：“臣窃以谓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不观其迹而观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下者，孰不睹矣。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却韩琦论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与两宫震悼，躬制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对臣僚，称琦为社稷之臣。方即位初时，深欲相富弼，弼辞以疾，退居洛阳。弼在洛阳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开纳，赐以手札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在爱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灾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则富弼手疏称“老臣无处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弼之薨，神宗躬制祭文，有曰：‘言人所难，议定大策，谋施廊庙，泽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预也。’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材，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来，唯见此一人。’在元丰末，灵武失利，神宗当宁恸哭，大臣不敢仰视。已而叹曰：‘谁为朕言有此者？’乃复自发言曰：‘唯吕公著数为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岂咎公著常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元丰之末，将建太子，慎求宫僚，神宗宣谕辅弼，独得司马光、吕公著二人，于王安石、吕惠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