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为异日之祸，其烈不可向，无计策以救。陈莹中流涕以问谏大夫刘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亲受司马文正公之学，胆智绝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莹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录》语中诋神宗事，曰《尊尧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公，则蔡氏可伐，正论可出，钩党可解，异日之祸可救也，莹中坐以流窜抵死。正论卒不出，钩党卒不解，异日之祸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读其书而悲之，尚虑后世或不达莹中本趣，但以为辟荆公之诋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尧集》文繁不著，著其序曰：“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臣昨在谏省所上章疏，尝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圣人也，而臣乃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时犹蔽于国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谓安石为神考之师也；神考，尧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后弃，何尝终以安石为是乎？而臣乃以安石为神考之师者，臣于此进犹蔽于国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祸，几至诛殛，赖陛下委曲保全，赐臣余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过之义焉。盖臣之所当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见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自安石唱此说以来，几五十年矣，国是渊源，盖兆于此。臣闻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则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乃有北面之礼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则人臣南面以当其礼，臣于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传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当其为祭主则弗臣，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师无北面，则是弗臣之礼也，岂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汉显宗之于桓荣，所以事之者，可谓至矣，而所施之礼不过坐东向而已。乃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则是齐东野人之语，庞勋无父之礼，以此为教，岂不乱名分乎？乱名分之教，岂可学乎？臣既误学乎教，岂可以不悔乎？《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误，岂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为神考之师，是臣重安石而轻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圣，是臣戴安石而诳陛下也。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进轻许之言，臣之罪恶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绝王氏，则何以明改过之心乎？臣所著《尊尧集》者，为欲明改过之心而已矣。庄周曰：‘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庄周之道虚诞无实，不可以治天下，然于名分之际，不敢不严也。飞蜂走蚁，犹识上下，岂可以人臣自圣，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谓之顺乎？崇此不顺之教，则所述熙丰之事，何日而成乎？废大法而立私门，启攘夺而生后患，可为寒心，孰大于此，臣请序而言之。昔绍圣史官蔡卞专用王安石《日录》，以修神考《实录》，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压宗庙。臣居谏省，请改裕陵《实录》，及在都司，进《日录辨》，当是之时，臣于《日录》，未见全帙，知其为私史而已，未知其为增史也。自去阙以来，寻访此书，偶得全编，遂复周览，窜身虽远，不废讨论。路过长沙，曾留转藏之语；待尽合浦，又著垂绝之文。考诋诬讥玩之词，见蔡卞增伪之意，尚谓安石趣录，皆可凭据，卞之所增，乃是诬伪，当是之时，臣于《日录》考之未熟，知其为增史而已，未知其为悖史也。盖由臣智识昏钝，觉悟不早，追思谏省奏章，乃至合浦旧述，语乖正理，随俗妄谈，既轻神考，又诳陛下，若它时后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将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录》云‘卿，朕师臣也’，乃安石矫造之言。又云‘督责朕有为’，岂神考亲发之训。既托训以自誉，又托训以轻君。轻君则讪侮讥薄，欲弃名分；自誉则骄蹇陵犯，前无祖宗。其语实繁，聊举一二。《日录》云：‘朕自觉材极凡庸，恐不足与有为，恐古之贤君皆须天资英迈。’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朕顽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初任讲筵，劝朕以讲学为先，朕意未知以此为急。’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卿莫只是为在位久，度朕终不足与有为，故欲去。’此非托训以轻君乎？又云：‘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卿。’此非托训以轻君乎？讪侮讥薄，欲弃名分，可以略见于此矣。《日录》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见得众人所不能见。’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如王安石不是智识高远精密，不易抵当流俗，天生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托训以自誉也。又云：‘卿无利欲，无适莫，非独朕知卿，人亦尽知，若余人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