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在庆宁宫，乃是圣躬复旧之兆，此是好梦。”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长立，且与照管（谓神宗）。”后怒曰：“尚欲旧窠中求兔耶？”又言：太后对大臣泣诉英宗语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论奏云云，乃止。又云：台谏有章，乞早还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岂见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诞妄不恭，非所宜言。韩氏子孙，贩卖松梗，张大勋业，以希进用，不知陷其父祖于不义也。王岩叟者，父子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遗事）一编，其记魏公言行甚详；至论光献权同听政事，亦为期诞。谓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加仪卫，帝曰：“相公休奖纵母后。”又谓魏公对太后曰：“自家无子，不得不认。”察其意，以谓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贵为天子，思所以报光献之德者，何以为称反惜仪卫末礼，有“无奖纵母后”之语？于英宗孝德，不无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无子而令认。业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几于跋扈者乎！前代奸人自称定策国老，以天子为门生，皆由此。以魏公之贤，使死者有知，其敢当也？故神宗尝曰：“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伯温尝论英宗之立，首建议者，范蜀公也；继之者，司马温公也；顺成仁宗、光献意者，韩魏公也。富公《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中丞《魏公以下迁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帘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帘，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帘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参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录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诉。’其言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绝。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岁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有祭吊。《国史》著富公以不预策立英宗，与魏公不合，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尝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帘，有青布缘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床，黄绢缘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许，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绸。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旨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绝口不言兵。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
神宗开颖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坐，近侍以弓样靴进。维曰：“王安用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赞之功如此，故颖邸宾僚号天下选云。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缚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
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疏，上时遣小黄门持短札御封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扬上之短，上怒，疏斥之，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