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悔恨于吕惠卿者，恨为惠卿所陷，悔为惠卿所误也。每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田画承君云，荆公尝谓其侄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国事相绝。今居闲复欲作书相问。”防忻然为设纸笔案上，公屡欲下笔作书，辄长叹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状视公，适报司马温公拜相，公怅然曰：“司马十二作相矣。”公所谓《日录》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书代之。后朝廷用蔡卞请，下江宁府，至防家取《日录》以进。卞方作史，惧祸，乃假《日录）减落事实，文致奸伪，上则侮薄神宗，下则诬毁旧臣，尽改元所修《神宗正史》。盖荆公初相，以师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礼甚厚。再相，帝滋不悦，议论多异同，故以后《日录》卞欺，神宗匿之。今见于世止七十余卷，陈莹中所谓尊私史以压宗庙者也。伯温窃谓，荆公闻温公入相则曰：“司马十二作相矣。”盖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温公以不行新法辞枢密使，反复相辩论，三书而后绝。荆公知温公长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温公在病告中闻之，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温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从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议；事英宗又言称亲濮安懿王为非礼，以此名重天下。熙宁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论折之不能胜，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荆公见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战。冯当世解之曰：“参政何必尔。”遂落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庆行词，荆公不快之，自草制，极于丑诋。明日，蔡延庆因贺公，具以制词出于荆公为解，公笑诵其词曰：“外无任职之能，某披襟当之；内有怀利之实，则夫子自道也。”公上表谢，其略曰：“虽曰乞身而去，敢忘忧国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天下闻而壮之。公既退居，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辄置酒尽欢。或劝公称疾杜门，公曰：“死生祸福，天也，吾其如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舆归蜀，极江山登临之胜，赈其宗族之贫者，期年而后还。元初，哲宗登极，宣仁后垂帘同听政，首以诏特起公，诏曰：“西伯善养，二老来归；汉室卑词，四臣入侍。为我强起，无或惮勤，天下望公与温公同升矣。”公辞曰：“六十三而求去，盖以引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中礼？”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会葬陵下，蔡京见公曰：“上将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论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弃天下，其可因以为利？”故公卒不为元二圣一起。绍圣初，章、蔡卞欲并斥公为元党，将加追贬，蔡京曰：“京亲闻蜀公之言如此，非党也。”、卞乃已。或曰：“司马温公、范蜀公同以清德闻天下，其初论新法不便，若出于一人之言，而晚乃出处不同，何也？”伯温曰：熙宁初，温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宫祠者十五年。元丰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致政于熙宁之初，义不为元熙起也。此二公出处之不同，其道则同也。
眉山苏明允先生，嘉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党与倾一时，欧阳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客也，文忠劝先生见荆公，荆公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作《辩奸》一篇，为荆公发也。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干，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斯文出，一时论者多以为不然。虽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叹。后十余年，荆公始得位为奸，无一不如先生言者。吕献可中丞于熙宁初荆公拜参知政事日，力言其奸，每指荆公曰：“乱天下者，必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