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而已。又尝譬之，社会之进程取连环式，其由第一环以达于今环，中经无数环，与接为构。而所谓第一环者，容与今环不同形，其间若渺不属。然诸环之原形，在逻辑依然各在。其间接又间接与今环相牵之故，可想象得之。故今之人而求改善今环，不得不求知原环及以次诸环之情实，资为印证。此历史一科所由立。而知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盖旧者非他，乃数千年来巨人长德、方家艺士之所殚精存积，流传至今也。新云旧云，特当时当地之人，以际遇所环，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拶，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将谢者为‘旧’，受代者为‘新’耳。于思想本身何所容心。若升高而鸟瞰之，新新旧旧，盖往复流转于宇舆久间，恒相间而迭见。其所以然，则人类厌常与笃旧之两矛盾性，时乃融会贯通而趋于一。盖吾人久处一境，饫闻而厌见，每以疲苶恼乱，思有所迁。念之初起，必有奋力向外驰去，冀得崭新之异壤。而盘旋久之，未见有得。于时但觉祖宗累代之所递嬗，或自身早岁之所曾经，注存于吾先天及无意识之中。向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动者，今不期乘间抵巇、肆力奔放而不自知。所谓‘迷途知反’，反者此时；‘不远而复’，复者此境，本期翻新，卒乃获旧。虽云旧也，或则明知为旧而心安之，或则昧焉不觉而仍自欺欺人，以为新不可阶，此诚新旧相衔之妙谛，其味深长，最宜潜玩者也。今之谈文化者，不解斯义。一是舍旧，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骛。宜乎不数年间，精神界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躁妄者悍然莫名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入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不谓误解‘新’字之弊，乃至于此。”顾胡适又欲以欧化易中国，一唱百和，几成国是。而士创则曰：“唯唯，否否，不然。欧洲者，工业国也。工业国之财源，存于外府，伸缩力大。国家预算，得出以为入。故无公无私，规模壮阔，举止豪华。一一与其作业相应，无甚大害。而吾为农国，全国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业意味罗之者，荡焉无有。无有而不论精粗大小，一为工业国之排场是骛。衣服器用，起居饮食，男女交际，社会运动，言必称欧美，语必及台赛。由放依而驰骋，由驰骋而泛滥，变本加厉，一切恣行无忌。此在国家，势不得不举外债，鬻国产，以弥其滥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势不得不贪婪诈骗，女淫男盗，以保其肆意挥霍之无尽。其至于今，图穷匕见，公私涂炭。而冥冥中人道堕坏，凡一群中应有同具之恒德，沦胥以尽。乃至父不得教子，兄无以约弟，夫妇无以相守，友朋无以相信。群纽日解，国无与立。昔有学步邯郸，失其故步，匍匐而归。呜呼，吾人今后，亦求得匍匐而归为幸耳！”好恶拂人，多迕少可，人欲得而甘心，遂躁而毁厥居。愤以辞职，意忽忽不乐。因吟白香山《孤桐》诗曰：“直从前芽拔，高见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独立当如此！”因易字曰“孤桐”也。及段祺瑞以十五年四月奔走失职，而士钊一蹶不振，移居天津，尤致力于《甲寅》。或谓：“天下事未可以口舌争，胡哓哓以蒙诟召怒为？”士钊应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若其中散放言，刑踵华士。伯喈变容，罚同邪党；生命既绝，词旨自空。如其不尔，亦任自然。愚生平不工趋避之义，夙志不于违道之誉，天爵自修，人言何恤！”其年十月，以新出《甲寅》寄上海见示，告续发行。余报以书曰：“见寄《甲寅》近期，知文章意气不衰。伏以时论重名誉，而古人称名德。名者公所自有，德则愿以致敬，君子道在自信，积毁几见销骨。德不孤，必有邻也。籀诵再四，为之神往。惟人未厌乱，天不悔祸，十余年来，士君子之宏言傥论，何莫非资大盗以乘权窃国。尊中央，则兆洪宪之帝政；言联邦，又启强藩之割据。民亦劳止，汔欲小休。而乱日方长，天挺人豪，方各肆其聪明才力以祸国殃民。吾侪读书谈道，夜气未梏，盍姑扪其舌，韬其笔，敛吾聪明才智，息事宁人，以毋为助恶长乱耶？仆于是叹诸葛公‘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为雅量渊识也。方其时，刘表以名士牧荆州，博求儒术，关西衮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诸葛公以管乐自许，而南阳高卧。密迩州部，征聘不及，淡然有以相忘。‘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虽不能至，心向往焉。昔闻左文襄自暑楹语于门曰：‘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未尝不叹左公虚骄之见，而未为知卧龙。龙而已卧，何心经济？而龙之得安于卧、成其卧者，在宁静而不在经济。窃欲改此联‘经济’二字为‘宁静’，书以相奉。‘文章西汉两司马’，固在公有以自信；‘宁静南阳一卧龙’，尤祝公善以致远。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与其为桐之孤，召闹取怒，不如为龙之卧，宁神养气也。”然以考试慎选举之资格，以试验重大学之课业，矫厉学风，宏奖编译，虽以召闹取怒于昨昔，而卒创制显庸于方今。功何必自我成，士钊傥有以自慰于迟暮矣。刊有《甲寅存稿》、《续稿》。
九 余论
余著《近百年湖南学风》，而表以十七人。其人有文人、学者、循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