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凡所争执，隐之走入偏私，显之流于暴举。群序既不得平流而进，乃为事势之所必然。十七世纪，英伦之政争记录，凡号为阴谋史或流血史，即以此也。且一党欲其党内之常新，亦岂利他党之消灭？盖失其对待，何党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一本其平素所笃信而由衷者，质焉剂焉，持说侃侃，以此大韪于国人，然亦以此失同盟会欢。同盟会既改组为国民党，黄兴重邀隶籍，士钊又不许。国民党人大哗，诋为别有用意。士钊发愤弃去，则别出周报以畅欲言、抉政情，凌云健笔，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传诵万口，而署之曰“独立”，所以揭持论不为苟同之旨也。袁世凯既为临时大总统，图专政，而欲藉途宪法以谋称制。既知士钊之通宪法，而闻其不得志于国民党也，招入见，馆之锡拉胡同，礼意稠迭，惟其所欲。所望于世钊者，宪法之主持也。顾世凯则以早起家事清提督吴长庆，因与其子保初过从雅故；而士钊则保初亲女夫，意可属大事也。促膝深谈，具悉所以为帝制者，其计井然，则大骇。宋教仁既见贼，士钊意自危，而尽弃其衣装仆从，孑然宵遁。既抵上海，造黄兴，方图举兵，士钊则袖出讨袁之檄。而与章炳麟先后之武昌，说黎元洪戮力。元洪隐持两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于是国民党乃緟认士钊为政友。清前两广总督岑春萱亦起而声讨世凯以称大元帅，则以士钊为秘书。既不克，士钊亦被名捕，逃日本。知世凯不可与争锋，而欲藉文字以杀其焰，乃组《甲寅》杂志，以民国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言不迫切，洞中奥会。国民党人既遁荒海外，而世凯务屏绝之不与同中国。于是士钊晓之以“政力向背论”、“政本论”。以谓：“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昔在英儒奈端治天文，断言太阳系中有二力于焉运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曰‘向心力’；一力复曳行星而离之，曰‘离心力’。其后蒲俫士覃精史学，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说可以衡政，极言为政当保持两力平衡之道。其说曰：‘社会号有组织，必也合无数人、无数团体而范围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团体共相维系，则向心力也：反之若团体因而瓦解，则离心力也。凡曰社会，无不有两力为之主宰。然谓后力可以刬除，亦决不能。盖社会者，乃由小团体组织而成。而小团体中之团体，莫不各有其中心，环之而走，无论何之，不尽离宗。则其对于他团体及其个体之为离立，可不俟辨。且社会过大，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利害冲突，意见横生。彼之所以为康乐，此或以为冤苦。缓则别求处理，急则决欲合去，社会之情，一伤至此，久之，势且成为中坚，所有优伤疾苦，环趋迸发，群体不裂，又复几何？’夫所谓群体裂者，即革命之祸之所由始也。苟欲祸之不起，惟有保其离心力在团体以内，使不外崩，断无利其离而转排之理。苛或排焉，则力之盛衰，厥无一定。强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倾轧无已，争民施夺，生人之道苦，而国家之大命亦倾。由是两力相排，大乱之道；两力相守，治平之原。民军一呼，满廷解纽。昔日之主张君宪者，无不同情于革命。而吾首义诸君，乃不知利用众山皆向之势，索瑕寻衅，日媒蘖于人以自张。于是离心力之可转为向心力者，既为所排，而国内所有一切离心力，更不识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独申向心力为事。卒之离心力骤然溃决，上崩瓦解。顾今之为政者，既利用国民党之穷追离心力，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惜其不审筹一相当之地，以置不可收之离心力，使运行于法制之内，借图政治调剂之用，而措国家于治平。于是知褊狭者不可以谋国，浮浅者不可与议法也。”语重心长，其论深切著明，为世凯当日发，而实不仅为世凯当日发，盖有慨乎其言之矣。世凯稔恶，既以称帝，梁启超则领袖进步党以与国民党合而声讨。蔡锷者，启超弟子也，有云南首义之功。而岑春萱则入肇庆以称两广都司令，辟士钊为秘书长。启超来会，士钊建议辟新运以别立政统，不复国会。启超韪之，春萱亦以为然。而汤化龙、吴景濂以议长呼朋引类，会上海，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春萱、启超惕息莫敢禁。世凯既殕，春萱亦释兵。士钊则劝以从容养望，而自入北京大学讲学，期三年不闻政。春萱惑于人言，而欲恢复国会以收名望，召世钊议行止，士钊力沮之，并言国会黩货长乱，恢复无当人意状。春萱漏言而议士大恨。春萱亦卒走粤，召国会，立军府，而自为总裁。急电相召，无立异议地。士钊则降心相从。自后启超附段祺瑞以征南，而春萱遮蔽民党，用事于粤，士约实为上佐。言议员宜课资格，受试验。闻者大哗。士钊又在上海揭论，主宪法不由国会订立。其文流传，两院中人指为叛逆；而以士钊之亦议员也，张皇号召，削其籍。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学理，谥之为“政学系”。时人为之语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学”，以为大诟。安福者，段祺瑞门下之政客系也。曹锟乘之，用吴佩孚以败段祺瑞。而春萱亦奔走失职。士钊睹事无可为，而疑代议之无补治制，以英国世界代议制之祖国也，乃以十年二月再游伦敦，历访其名士，相与考论。而小说家威尔思、戏剧家肖伯纳，皆于民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