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言。代钧独侃侃而陈，谓：“哲属西藏，非印度属也。”援古证今，退而具议以献。顾瑞芬素倚任记室方某，召而示之，方厉声曰：“书生泥古，而昧于时务，何知大计？我大朝泱泱大国，岂在此七十里之小部落哉？英之所欲，不如与之以为好焉。”参赞马格里者，英人也，顾折之日：“邹君，舆地家也，其说凿凿有据，苟以译复英外部，何必不得当也？”方乃蓄缩，而瑞芬从之。英外部果无辞，照租借例定议。全是交涉无不咨谋，而意气稍稍发舒矣。暇则究心地学。一日闭户，潜推度里相差之所以而憬然有悟，谓：“以尺量地，尺有差，地亦随之而差。以地定尺，地有准，尺亦随之而准。以地定尺，是谓迈特，迈特者，法兰西之尺度名也。一迈特为四千万分地周子午圈之一，以吾华一尺与迈特比，为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万分与四千万分之比，华之一尺，适等于百万分迈特之三十万又八千六百四十二。”遂以此率制中国舆地尺，而图绘乃有准绳。期满回国，叙劳报知县。时清廷方开馆续修《会典》，代钧上书五千言，言测绘地图，其要有三：一曰测天度，二曰测地面，三日依率成图。立说周详，后来测绘者以为楷式。西士傅兰雅读之心折。而其论测天度，原本经术，熔冶欧法，尤发前人所未发，而阐扬家学。先是魏源之著《书古微》也，乃祖汉勋尝为绘《唐虞天象总图》，次璇玑内外之图，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于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绘各图，而言：“善言地者必合于天。地之合于天者，惟北极高度与东西偏度为最著。地图而不合天度，势必少准而多差。”代钧盖推本其说而上征于《周官》，以谓：“地体浑圆，其南北二点，正当天空之南北两极，其中腰大圈，亦与天空赤道相当。如人在北极下，则以北极为天顶。人渐向南行，见北极渐低，至赤道，则北极与天平合。南极亦然，是地之南北不同，则北极出地之高低必异也。东地之日出入，早于西地之日出入。周三百六十度，与天周相应，每度六十分，都为二万一千六百分。日历周天为昼夜，分二十四小时，时六十分，都为一千四百四十分。故时之一分，等于度之十五分。四分时等于一度。此地在彼地之东一度，则此地之日出入早于彼地之日出入四分时。是地之东西不同，则日出入之迟早必异也。而测天度者，必先定午线，如京师之有中线，英吉利之格林回次，法兰西之巴黎，昔年西图所用之福岛，皆是也。《考工记》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执／木】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按此言匠人建国而于夏至日定其国之午线也。‘水地’，言以水平地，如西人之用瓶水准。‘县’，垂线也。言地平者，必使地与垂线成直角。‘【执／木】’，表臬也，植表臬使正如垂线而视其景也。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必等长，虑所识景端或不确，乃任以一景之长为半景，臬底为中心，展规为平圆，两景端均交圆边，则为密合，是为规识日出入之景也。复折两景端间圆边为点，向臬底作直线，即为午线之向，郑注‘度两交之间中屈之指臬，则南北正’，是也。又日中之景为长短，必与所作午线合，复以日中之景参之‘极’‘星’。近北极之句陈星，即《尧典》之‘璇玑’，‘璇’，旋假借；‘玑’，极也。言句陈为旋绕北极最近之星也。‘星’，即《尧典》之‘玉衡’、《尔雅》之‘斗极’，晋以后天文志所名‘黄道极’者是也。夜观句陈玉衡为直垂线，则赤道与黄极相当，又与所画午线合，则午线合，是‘夜考之极星’也。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土深’，指南北；‘日景’，指东西。夏至昼漏中，日南景短，是地在南近日，故土圭之景短也。日北景长，是地在北远日，故土圭之景长也。此定南北纬度之理也。日东景夕，是地在东，日过其国之午线时，东地之景已夕。月西景朝，是地在西，日过其国之午线时，西地之景方朝。此定东西经度之理也。西人定其国之午线，亦用匠人之法，而参以指南什，除电磁差，安子午差使极隐以窥日星之过午。其随处测经纬度，则自日晷将午，至日晷过午，用纪限仪或经纬仪屡测太阳高弧，取其最高处为本处太阳过午线距地平高度，亦即本处天顶度；以与本日太阳赤纬南北加减，即得本处北极出地之度。于是先以极准时表，如太阳过其午线之午正开准，行至本处，即测得午正，以与时表较迟早，差若干时分；化度，即知本处在其国之东西若干度分。但一测午正，而地之东西南北皆定。古今中外，若合符节。善言地者必合于天，是不可不先务也。”总裁王大臣善其议，奏充会典馆纂修。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调主修湖北全省地图，以兼会典馆差，奏得旨俞允。图成，而系之以说，有曰：“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吴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辏。观此则知所轻重矣。”之洞以为卓识伟略，殆过顾祖禹云。代钧好谈兵谋，而于东南海防，西北边情，指陈凿凿。中日战起，我师屡败，而代钧陈说当道为持久之计，而无侥幸于一胜，以谓：“宜分全国为五镇，更进迭战，而屯重兵于京津以为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