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算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大抵胜局须防一著之错，败局原有一著之生，其分在用之之人，其效在一心之用而已。兵事利钝，未可预知，而锐进须防其退速，后劲尤重于前茅。盖战阵之事，最忌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器厚集于后，则前队得势，锋锐有加，战胜而兵力愈增，必胜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无余，设有蹉跌，无复后继，是乃危道。”曾国藩出师屡挫，而宗棠用兵必胜。岸异自负，署号“葛亮”。特诏以四品京堂帮办国藩江南军务。一募五千人，自树一帜，一号曰“楚军”。遂以平浙，平闽，平粤，平陕，平甘，平新疆，战胜攻取，威殚旁达。而始出兵，之江西，与石达开战于景德镇。以新集之勇，当方张之寇，斩将奉旗。军声遂振。而诒所部将卒曰：“汝曹亦知我之所以胜乎？始贼以重围困我，贼众我寡，其锋锐甚，不可战也。贼见我不动以为怯，数挑战，骄也，骄极必怠，俟其怠而击之，用力少而成功倍也。兵之强弱，在乎气之盛衰。无以司其消长之权，则强者弱矣，今日之贼是也。我有以妙其鼓舞之用，则弱者能强矣。”大兵之后，赤地千里，而宗棠教将士种树艺蔬，辟田野而抚残黎，因地制宜，诏以山农泽农之法。其入甘度陇而平陕甘也，首师行所至，辄以屯田为务。至则相度形势，于险要之口安营设卡，而垦平原为广田。督弁卒战阵之余，即释刀仗事锄犁以艺谷蔬。农功之暇，则开沟洫，便灌溉以兴水利，筑堡塞以居遗民，给耕具种子以劝农田。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兵民杂作，而宗棠日巡行看视以劳来而劝勉之。及其流亡渐复，客作渐集，则去而之他。所有兵屯之地，尽付之民，缓催科而劝储时。自凉州以西至玉门关，井灶相望，而杨柳夹道，延数千里，绿阴沉沉。盖所部楚军。向募农家，不收游惰，而偏裨亦多来自田间，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也。尝诏其子曰：“古人经济学问，多在萧闲寂寞中学得。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在手，随时举而措之。吾频年兵事，颇得力方舆之学。入浙度陇，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临急遽以得力。以此知读书之有益，而问学之宜豫。儿曹但知吾频年事功之易，而不知吾频年涉历之艰；但知吾此日勘定之功，而不知吾此后负荷之不易也。”新疆既定，而俄人以兵占伊犁，不肯还。李鸿章方为直隶总督，遥执朝政而主媾和，诏下总理衙门问宗棠。对曰；“泰西各国，船炮虽利。而重洋远隔。彼以客军深入，虽得吾地，战则势孤，守则费巨；彼如思逞，亦有戒心。俄与中国，则壤土和连，狡焉启疆，得寸即寸，得尺即尺。苟无以制，患莫大焉。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围棋，败局中亦非无胜著。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己，侥幸求胜。其继坏于深悉洋务之人，不知大计，苟且图存，愈办愈坏，莫知所措。西人狡诈，每于仓皇之际，乘吾猝不及详之时，危词迫促以要之，鲜不堕其度内。而和战未定之际，宜定计于先，而出之从容暇豫。以战为备，不妨以和为款。譬乘船遇风，当用风掉枪时，操船者欲张帆，必先下帆，令舟无欹侧，乃免遭险。若随风转脚，必有倾覆之虞。昔与多礼堂将军论黑龙江事，多将军力言‘非由黑龙江出兵深入俄边，不能掣爱呼俄兵之势。’意以用棋局劫著为宜。且谓：‘俄越境入中国，所坏者中国地方；我越境入俄边，所坏者俄国地方。得失固不相侔也，俄人须防后路，自不敢一意向前。’多名将，不徒以武力见称；丰镐旧家，未有其匹；惜不逢此奇杰，快睹壮猷也。”英风霜气，老当益壮，而出其余事为文章，亦复生气远出，磊落英多。胡林翼谦不敢言文事，而宗棠则仗气爱奇，殊不以唐宋八家自限，而欲驾出其上，大抵以汉京之典茂，救宋人之轻侠。略与曾国藩伺。曾国藩力学而资禀拙，每有累句；宗棠则天分高而功夫浅，不免拙笔。然大方家数，不为描头画角，而出以灏气流转，拙处亦见姿致。顾不喜接文士，以谓华而不实，无补时艰。湘潭王闿运以文章傲视公卿，擅声东南，而与之书，怪其不以贤人相师，谓“天下之大，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顾宗棠则言：“王壬秋为易篁村传，将胡文忠说得极庸，李忠武说得太愎，于理未安。即起篁村问之，亦必有蹙然不安者。徇一家之私言，乱天下之视听，文士笔端，往往如此。”妇周戏言：“君不喜华士，日后恐无人作佳传。”笑曰：“自有我在。求在我，不在人也。士君子立身行己，出而任天下事，但求无愧此心，不负所学。名之传不传，声名之美不美，何足计较！‘吁嗟没世名，寂寞身后事’，古人盖知之矣。”既而同县郭嵩焘、巴陵吴敏树，欲纂《楚军纪事本末》，遗书索钞奏稿书牍，宗棠复言：“吾湘二十年以来，内固封守，外从王事，所历多危险阻绝之境。他人咋舌敛手不敢引为己任者，吾湘毅然一身当之。其初何尝有天下后世在其念虑，亦何尝预计所事成否，为寂寞身后之图。会逢天幸，各有所就，战绩昭彰，此乃天下一大转机，吾湘祷祀求之者。岂谓功必自湖南出，名必自湖南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