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将奔命，危然后安。其过人识力，在不摇定见。当死生存亡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值危疑震撼之际，尤百挫而不挠。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其在军也，终日凝然，奏牍书札，无不躬亲。危城之中，益诵书史。尝谓。“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盖其生平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持己平实，不为矫激，而欲萃诸子百家之长于当躬。曰；“游心如老庄之虚静，简身如禹墨之勤生，齐民如管商之严整，而持之以不自是之心。虚心实做，庶几乎道矣。”综其一生，定为戒律，守之甚严，而持之有恒者，一曰不诳语，二曰不晏起。任事之初，横逆四面至，无所措手，以为天下事必无幸。与友人谈：“当今之世，富贵无可图，功名亦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世道。所谓正心者，曰厚实。厚者恕也。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以此自励。亦以此戒所属。然挫败既多，德慧亦生。常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凡用兵之道，本强而故示敌以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敌以强者多败。敌加于我，审量而后应之者多胜。漫无审量，轻以兵加于敌者多败。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余于数语，常常体验。大约用兵无他谬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罃之拔偪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敝。此善于用气者也。愿学陆抗，气方锐而厚蓄之；不愿学荀罃，气已竭而复振之。愿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与悍贼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被贼看出矣。毋乘以躁气，毋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昔作有《得胜歌》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虽粗浅之言，而精意不外乎是。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著；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稳也，正也，人事之力行于平日者也；险也，奇也，天机之凑泊于临时者也。军事如枪法，门户宜紧；如拳法，有伸有缩。若入之太深，则有伸无缩矣。”然自将则败，命将则胜。其用兵也，不善制胜，而善救败。折而不挠，神闲气定；常以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以是诸将久而服之。居官治军，粹然儒者，戎马仓皇，不废文事。以谓：“古之知道，未有不明于文。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独藉于文以读古圣之书，而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欲明先圣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及其自为文章，盖诵说桐城姚鼐之义法，至列之《圣哲画象记》曰：“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大抵以定气为主，以影响为辅，力矫桐城懦缓之失。探源扬马。专宗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异军突起，而自成湘乡派。门弟子著籍者，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最为绝出，先后主直隶保定之莲池书院。新城王树枬、武进贺涛，得其法脉，声光迸出以称宗于河北，传授徒友。于是河北之治古文者，皆衍湘乡之一脉焉。桐城之文，由归有光以学欧阳修，由欧阳修以追《史记》，蕲于情韵不匮，意有余妍。湘乡之文，由韩愈以摹扬马，由扬马以参《汉书》，蕲于英华秀发，语有遒响。桐城优游缓节，如不用力，而湘乡则雄奇跌宕，肆力为之。其大较也。自来言宋儒程朱之学者，无不拘谨。而罗泽南发之以大勇；为桐城方姚之文者，多失缓懦，而国藩矫之以神奇。然则湖南人之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奖拔英豪，如恐不及，而择其尤，同升诸朝。左宗棠以举人参湖南巡抚幕，而为湖广总督官文所劾，欲逮讯，则以深明将略荐为帮办军务，授浙江巡抚。李鸿章以年家子相依，管奏记，则以文武兼资荐为江苏巡抚。咸致大用，弘济艰难。其后宗棠故相违异，以见丰采、明孑立。而扬言于朝，则曰：“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非所能及。”及国藩之殁，乃制其语为挽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自以为和而不同，君子之道焉。传有《曾文正公全集》二百二十八卷。
左宗棠，字季高，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壬辰举人。洪秀全、杨秀清起广西，进湖南，奄有江东。宗棠起参湖南巡抚骆秉章军事。挥兵四出，遂以知兵历仕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平太平军，平陕捻，平甘回，克复新疆。累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