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捻寇于光黄汝邓之间。……一日王先其大军，自率亲兵数千，与贼十余万夹水而军。贼久怖追军，无所掠食，步贼足皆肿裂不能行。会薄暮，未测我军虚实，愿就抚。总兵陈国瑞为之关说，已有成言矣。
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斫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环寒暑不能休息，势助俱踣。……”盖于其致败而死之由，似亦颇咎其戮降渠。事可合看。
至僧格林沁以洪杨起广西深憾敌之籍隶广西者，按李秀成供状有云：“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有云：“李秀成……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一时情状，并足同览。
史氏谓僧格林沁吝保举、慎名器，其《记军营保举》一则又有云：“咸丰中年军营保举甚重，而文员尤难，至不在事而列名者殊罕见焉。自同治甲子南京保案逾万人，风气一开，后遂不可究诘，不忍置论矣。其时惟僧王最惜名器，寻常逐北，仅予奖谕，非擒渠肃清如张乐行，苗沛霖诸役，莫克膺赏。念随征三省，宁于奏调折中极切褒誉类明保，而卒未予进一阶，营官以下可知矣。” 僧格林沁之督师，以藩王握钦符，贵倨，与共事之帅臣疆臣等（貌敬而意不然之）多不睦，观史氏所记，英翰即深以对待僧格林沁为苦也。赵国华代阎敬铭撰《丁文诚公墓志铭》有云：“有述其轶事者曰：公始至东，忠亲王方蹙淄川贼，王向见督抚两司不设坐，公至门，谓同役国家事，坐则见，不然勿通，左右大惊。王闻之，遽加礼焉。闻者称公并贤王也，其实微公无以成王之贤也。 ”（丁之官山东，由按察使始，后历布政使而至巡抚。）如所云，邸帅尊严，竟至不为督抚藩臬设座，其骄倨亦甚矣，宜和衷之难也。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同治六年丁卯追叙同治二年癸亥以直隶总督临军时事云：“初，公之甫抵大沽也，即遵敕赴营接任视事。……僧邸以马队蹙贼，攻破山东冠县老巢，而各逆匪首反驱之入直，尽为直步队生得。朱登峰者，宋景诗逆党中匪目也，为直军擒获，僧军佐领持亲王令汹汹来索，日三四至，直军不欲与。公曰：‘弗与则两军从此隙矣，与之便。’及解至，僧邸喜甚，问登峰孰汝获，以实对。僧邸亟遣骑校数辈速公，倾身引接，延之上座，自以手指其耳，谓公苦军事，老夫几为此物所误。公逊谢外，惟深自引咎，无他言。僧邸趣传侍郎恩承速具疏草，因坚留公会衔同拜发。有顷，送稿至，侍郎平立旁侍读，公亦离座立。良处，僧邸乃命为侍郎于榻侧设一坐。卒读，侍郎仍持草呈，公敬书奏字。临拜疏，僧邸命平设垫，掖公同行礼，再辞不获，公乃自移其垫稍后。毕，乃辞出。僧邸因自解所佩火镰小刀以赠，并遗所蓄良马四匹，然由是益畏忌公，二年十月十四日，遂有专倚南方勇丁，恐一经示弱，日久轻视北方之奏。……”僧格林沁盖待刘长佑有加礼，然其体势之尊，犹迥非并时他帅之比。（恩承时以内阁学士在僧军。曰侍郎者，或以兼礼部侍郎衔而称。）对刘虽一时似颇心折，而忮心不泯焉。其以误信人言自责，王闿运《湘军志》卷十四《平捻篇》言僧王左右横恣，亦可参阅。
至当归诸军争功之状，谱中此节，与史氏所记，均足略见。
史氏曾官甘肃安肃道及按察使，左宗棠西征，实与其事，对于粮运，尤致力焉。书中《肃州粮运始末》、《关外粮运始末》、《收复肃州随营大略》三篇，言之颇详，足资史家要删，文繁不具引，其间深不满于左，多有讥斥之词。
其迕左被劾而罢甘臬，据其自述，盖以力争俞应钧、孔才一案。书中有《俞应钧擅杀回匪十八人一案》一篇，详其颠末，附录关于审讯此案致左原禀一件，警策可诵，如“至若玛瑙斯之役，阻挠抚局，几误厥功。窃维中堂旄钺专征，不难即时斩以徇军。现时案归法司，但合就事论事，难因既往，中以危法。伏愿中堂前已宽徇军之令，令更发求生之慈，俾司中拟详得以持平，犯官虽死亦可无憾。且俞应钧一员，身杀多命，为祸之魁，将来无论若何拟办，均有应得之罪。若孔才，则平心论断，几于无罪。夫有罪而争死生，君子且不敢将顺，况无罪而致之死地，即小人亦未必忍为。本司今日不剀切直陈，迁就遵批办理，纵刑部不敢驳诘，犯官不敢京控，一旦中堂怒霁悔来，必鄙本司以杀人媚人而陷中堂于不义也”等语，笔致犀利而深警，公牍中之佳作也。
《云南裁夫马钱纪略》云：“滇黔赋轻徭重，有名夫马钱者，创于吴藩，再定于鄂文端，二百年来甚相安。同治间大乱后，州县瘠苦，官绅藉夫马苛派，往往加至十余倍，折价饱私囊，扰累甚苦。光绪甲申春，鄂生（按：唐炯字）中丞抚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