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余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组织，尝浚三原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殇。”如所云，用清行谊政绩，乃卓有可传，大异慈铭之说，亦与江说不同，容更考之。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进士，亦以翰林起。或谓其见恶德馨，因德馨陛见时护抚篆，省政有所改革，并绌德馨所亲云。
其述戴熙事云：“陈仲恕云，穆彰阿当国时，索画于戴醇士，戴临吴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极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为水墨不设色也。谓人曰：‘戴为某优画扇尚设色，视我宁不如优人耶。’竟短戴于文宗，斥其行止不检，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补，后虽殉难得予谥文节，然请建专祠卒不准。盖穆彰阿指摘其临终诗‘撒手白云堆里去，从今不复到人间’二句为怨望也。”按：此有未谛。穆彰阿为宣宗所倚畀，文宗则深恶之。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嗣位，至十月即严旨罪责，革职永不叙用。戴熙以兵部右侍郎引疾辞职，命以三品顶带休致，实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七月事（先于闰四月罢直南斋），非降三品亦堂，亦与文宗无涉。戴于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在籍殉难。（先以办团练之劳赏二品顶带。）五月文宗降谕优恤，予尚书衔，祭葬世职加等，谥文节，建立专祠，其眷属等同殉，一并旌恤附祀，事有明文，非不准建祠（穆彰阿已前卒于咸丰六年丙辰，不及知矣）。至戴氏获昝之由，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卷六云：“浙江戴公熙，性高傲，不谐俗，工诗，尤精画法，名重一时，宣宗时以翰林在南书房行走。同供职者，有数人，性情言论皆格格不相入，争嫉之。尝訾毁其短，宣宗颇不悦。
值端节，发团扇一柄，命南书房写，当时未分别何人，戴得而恭敬书上。宜宗谓某某何为不书，戴某何以书之，及细阅，内有一束字，写成棘字一边，怒曰：‘胡为中不写一横，不恭敬如是，岂足称南书房之任。’命退归旧职，戴翌日遂告病。宣宗愈怒，谓其负气，即命开缺归。”所述情事，虽未尽吻合，而大体似有因。又胡思敬《九朝新语》方正类云：“戴文节在南书房时，不善事内竖，一日题画误一字，上令内竖持令改之。内竖但令别书，而不告以故。戴便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上以为有意拂忤，遂撤差。”亦可参阅。（又其“謇谔类”
云：“咸丰初，戴文节直南书房，上命讲授画法。文节面奏曰：‘方今四方多事，上正宜究心治平之道，绘事末技，不足学也。’时论称其得礼。”咸丰初戴岂尚在南书房乎。）
其述樊增祥等之记女子典故云：“王书衡语余曰：‘天下记女子典故最多者，莫如吴向之、樊云门、易实甫三人，然三人所记又各不同，易专记美女子，樊专记坏女人，吴专记老太太，可发一噱。”录供噱助。
其记赵秉钧祠云：“梁格庄有赵公祠，赵公为赵秉钧智庵，赵曾监崇陵工程，殁葬梁格庄。祠当系赵氏家庙，祠内悬挽联甚夥，内有项城手书挽联：‘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楙管箫。’字殊豪放，项城书公牍外罕见，楹帖则仅睹抱存处一联。袁赵交深，挽联故新笔书之。智庵之死，传闻为项城所酖，殆一疑案。”赵秉钧饶智略，久从袁世凯，多参与其阴事（宋教仁被刺一案，尤为世所注意），驯见畏忌。其卒于直隶都督任，说者颇疑袁氏有以致之。死耗甫传，即由总统府医官处发表症状经过，送各报登载，盖袁亦以人言可畏，藉防物议耳。（后营帝制，先颁爵封之制，追封赵一等忠襄公。忠襄颇似予谥也。）严复与熊纯如书，论及袁氏有云：“项城之败著夥矣，而莫厉于暗杀，……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往者勿论，乃革命军动，再行出山。至今，若吴禄贞，若宋教仁，若赵秉钧，若应桂馨，最后若郑汝成，若张思仁，若黄远庸。海宇哗然，皆以为项城主之。夫杀吴宋，虽公孙子阳而外之所不为，然犹可为说，至于赵秉钧、郑汝成，皆平日所谓心腹股肱，徒以杜泄秘密之口，忍于出此，又况段祺瑞以不同意称帝，杜门不动，数见危机，人间口语，怪怪奇奇，则群下几何其不解体乎。”赵郑并举，以著袁之喜暗杀焉。（其实郑之被刺，非袁主使）袁不工书，故罕为人书联，余所见者，为挽郑汝成一联，文曰：“沪海竟失岑彭，衔悲千古；苍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殆即袁氏最后所书之联矣。辞甚粗豪，而饶有雄健挺拔之致。（咸丰间官文、胡林翼奏报李续宾三河镇阵亡情形，文宗硃批云：“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故曾国藩挽李联云：“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重温语，再生申甫佐中兴。”袁挽郑下联，似由此及汉高帝《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语而出）。书法犷率，似败笔蘸淡墨所书，亦深具悍霸之气，肖其为人。并书一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