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人之初抵口外也，岂敢遽入哉？其遣人来，特探我意耳。天津、长江、浙江、广东，何无入口之事？非早有以拒之欤？闽省诸公，胡不识事机之甚也？呜呼!马江败后，东南震动，调兵筹饷半天下。一着之错，全局皆差，可胜叹哉？或谓不放之入，内港可无事，台湾孤悬海外，则如之何？不知台南之险，非得天助，断不能入。观郑成功及康熙间破台事即知之。澎湖水急浪恶，轮船不敢久泊，得人而守，亦不易破。基隆虽不及台南，然使早善筹防，有险可扼处亦多。闻全闽炮台费，莫巨于基隆，所用银二十馀万两，皆制军私人司其事，入欲壑者，几三之二。岑公抚闽时，往阅，知不坚，欲改筑，以前费过巨，重其事，且旋督云贵，亦未暇也。刘省帅初至巡视，亦谓必误事，方奏更造，未及十日，而法人来攻，果受二三炮即毁坏。幸刘公善兵，不然，炮台一失，能复支持乎？故论误全闽之事者，首在制军，幼帅特其次耳。
*基隆失事纪略
十一年春，予复至沈方伯署中，访基隆失事状，得二说焉。
一谓误于李某。李某者，籍广东，职太守，制军私人也。委理台北粮台，即侵饷银数十万，无计开销，惟幸军败以掩覆之。
一日，刘中丞与法人大战，法势将北，李忽即报曰：“沪尾失守矣！”沪尾者，离台北府城六十里要口也。沪尾失，则府城难保。而刘军前后受敌，中丞遂麾军退，急回救府城，法遂乘势据有基隆。及至府城，知无其事，即遣人执李某，已不知何往。或云，早遁入法军矣。
一谓非尽关李某之罪，中丞实受要人旨，谓宜让法人一步，为日后议和之地，故借此以退军。不然，此何等事？何信李某之深，而不复探其确否也？且中丞非不善谋善战者，当六月初旬抵台北，百无预备，未十日，而法即来攻，然尚败之而去。况法人再攻基隆，乃在七月二十以后，有此月馀，布置岂有不安妥乎？岂反不能拒之，而仓卒以退乎？即谓沪尾失守，何不暂分军回保府城，再筹善策乎？何必全军尽撤，而又若是之速乎？诚有不可解者在矣。
斯二说也，遍访之于人，符于前说者居多，后说则或隐约其词，若是若非焉。其殆不敢明言，恐以贾祸与？抑亦事属子虚，实传之者之妄也，均未可知也。
予则谓胜败军家常事，基隆虽失，台北无恙。法人之志，本在全台，故聚三十馀艘，兵数万。全力进攻，不遗馀策。而中丞能抗拒半年之久，法卒无奈之何，厥功亦甚伟矣。基隆之事，不必深求焉可也。
*胡元伟
咸丰间，军饷支绌，大开捐例。无论何人，俱可报捐。捐数足备，某省某缺，几可指名而得。引见时，但得同乡官印结，便可领凭到任。
盖捐官例，某省人必得某省京官保认，出印结，方许就职。而印结银数多寡与章程，各省亦不同。京官穷苦，俸不足养一人，皆恃此为津贴。各省皆立有印结局，捐者既多，的实根柢，每不及深究。
江忠烈抚皖，城为贼据，以庐州为行省，贼往攻屡败，遂择党中最狡者一人，曰胡元伟，挟重资入京，指名捐庐州府知府，或云指省分发安庆。后以贿赂上司，求得署庐州府事。
当捐时，厚遗同乡官，为之延誉，无一知其为贼党者，忠烈更不知也。履任谒见忠烈，举止合度，议论风生。谓今日守城，应如何布置，皆中机宜。忠烈喜甚，谓得此人辅助，城可保矣。
孰知某夜与贼暗约，大开城放贼入。及忠烈觉时，已不支矣。遂骂贼而死。贼屠城，官军无一脱者。
越日，贼忽假仁假义，以掩其迹。仿司马昭讨成济之计，杀胡以徇于军曰：“此乃不忠不义，以城叛降者，如有效尤，以此为例。”真贼心贼智矣！
*叶名琛
叶名琛以宰相督两广，奏请迎养其父。父至，不入署，别居长春仙馆，纳贿卖缺，门庭如市。每年生辰，广受礼物。
金铺何西茂，为属吏造金器送老大人寿，每次获工资银三四千两，平日所进金器不在内。数年，起家至数万金。叶有银五六百万两，托伍家放洋行内生息。父子酷媚鬼神，署后一楼，云有狐仙居其上，日敬事之。
咸丰七年，英酋以桦船事生衅，叶相竭诚叩祷，掷珓得一签，语隐约，谓过某月十二日后便无事。信以为真，一切军务，俱不调理。粤民欲与英战，亦勿许。及英酋攻毁各炮台，兵船泊城下，占据城中观音山，已至某月十一日。属吏往见，犹曰：“勿惊惧，过明日，便无事。”及至十二、十三、十四，风势日恶一日，叶相犹持前议。至二十一日，遂为英夷执去。其始末详华樵云观察《触藩记》中，独不及狐仙事，讳之也。中惟露叶相两语曰：“各处神签，俱无不吉。”又于注中述叶相上夷船后，命仆回取《吕祖经》一部，隐寓信仙术之意。当登夷船时，某仆随至河干，谓叶相曰：“此水清而且深，相公何不俯观之？”盖欲其投河尽节。以英商通华语，不敢显言也。而叶相艰于一死。及至外洋，英酋以肩舆舁往各国夸耀曰：“此乃宰相，中国第二人，为我所擒也。”年馀病死，英夷用玻璃榇装之，载还中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