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烧煎之器，必有锅盘。锅盘之中，又各不同。大盘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铁铸，大止六片，小则全块。锅有铁铸，宽浅者谓之铁盘。竹编成者谓之蔑盘。铁盘用石灰粘其缝隙，支以薄砖磈，蔑盘用石灰涂其里外，悬以绳索。然后装盛卤水用火煎熬，一昼一夜可煎三干。大盘一干可得盐二百斤之上，小锅一干可得盐二三十斤之上。若得再煎，可得四干。大盘难坏而用柴多，便于人众，浙西场分多有之。小盘易坏而用柴少，便于自己，浙东场分多有之。盖土俗各有所宜也。
理一而已。以人所共由，因谓之道；以随时变易，因谓之易；以变化莫测，因谓之神。程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易是体，道是理，神是用。”此言偏重于易。要之道是体，神是用，易兼体用而言，无非此理，特异其名耳，非只道是理。
高宪副宗选论今人于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当者，譬之观戏，有观至关目处，或点头，或按节，或感泣，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环列左右，不解也。一遇优人插科打诨，作无耻状，君子方为之羞，而彼则莫不欢笑自得。盖此态固易动人，而彼所好者正在此耳。今人是非不公，臧否失当，何以异此？此言可谓长于譬喻者矣。
尝闻吴文恪公讷为御史巡按浙江时，坏秦桧碑，而未知其详，疑其为桧德政碑也。后仕于朝，问之浙中士夫，举无知者。及来浙江，阅杭州府志，亦无所得。近闻仁和县学有宋刻石经，往观之，并见此刻，始知公所坏即此石，非桧德政碑也。然于此有以见公学术之正，论议之公，有补于风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见，此作未知载否？因录以记之右。“宣圣及七十二弟子赞，宋高宗制并书，其像则李龙眠麟所画也。高宗南渡，建行宫于杭。绍兴十四年正月，始以岳飞第作太学。三月临幸，首制先圣赞，后自颜渊而下，亦撰辞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学，附以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记。桧之言有曰：“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皆达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其意盖为当时言恢复者发也。呜呼！靖康之祸，二帝蒙尘，汴都沦覆，当时臣子，正宜枕戈尝胆，以图恢复，而桧力主和议，攘斥众谋，尽指一时忠义之言为狙诈权谲之论。先儒朱熹谓其倡邪说以误国，仗虏势以要君，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者，是也。昔龟山杨先生时尝建议罢王安石孔庙配享，识者韪之。讷一介书生，幸际圣明，备员风纪，兹于仁和县学得观石刻，见桧之碑记，尚与图赞并存，因命磨去其文，庶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然念流传已久，谨用备识，俾后览者得有所考云。”
漕运定规，每岁运粮四百万石。内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支运七十万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广、山东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河南、江北、直隶一十三把总，管辖各卫所旗军领运。浙江都司运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只，每船或运军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该旗军二万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约装运正米三百石，连加耗四百余石，共该载运七十余万石。该运粮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宁、温州、台州、处州、宁波、绍兴凡八卫，海宁、金华、衢州、严州、湖州凡五所，其余沿海备倭卫所，俱不运粮。自宣德八年，里河漕运，到今皆然。运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价银一百两，军卫自备三十两，府县出价七十两。兑运者，各卫所运军驾船至府县水次仓兑粮起运，京仓、通州仓交纳。支运者，原系民夫民船，运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仓。军人驾船于四仓支运京、通二仓。近年又有改兑之名，盖免民起运淮安等仓，加与耗米，就令军船各到该运府县兑粮，直抵京、通二仓也。
禹庙在会稽山下，规模弘敞，塑像严整。所谓窆石者，相传为葬禹衣冠处。其石形稍类钟，刻篆已剥落不可辨矣。南镇之庙亦塑神像，则甚无谓，尝语府官，当去像留主，为合礼意。彼以为自国初以来有之，似不可毁。尝思之，孔子与诸贤皆人貌可以形像求者，高皇初建国学时，皆革塑像，用木主。岳镇海渎，不可以形像求者，岂令用塑像耶？此必前代旧物，洪武初，正祀典诏下，有司无识，失于改正耳，决非朝制也。
刘时雍为福建右参政时，尝驾海舶至镇海卫，遥见一高山，树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鳅也。舟相去百余里，则无患，稍近，鳅或转动，则波浪怒作，船不可保。”刘未信，注目久之，渐觉沉下，少顷则灭没不见矣，始信舟人之不诬。盖初见如树木者，其背鬣也。
古人谓墓祭非礼，故礼无墓祭之仪。朱子亦尝谓其无害于义。然但谓孝子感时物之变，有不忍遽死其亲之心，不能自已，亦欠分明。愚尝思之，葬后题主，谓亲之神魂已附于主，故凡有事荐祭，惟主是尊是亲。然为主之木，与吾亲平昔神魂素不相合，特以礼制所在，人心属焉。亲之体魄，平昔神魂之所依载，安知委魄之后，神魂不犹依于此乎？盖魄有定在，而魂无不之。古人之祭，或求诸阳，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