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编氓皆知礼义。故士民畏之如严师，爱之如父母；于闽则肖先生像而祠于鳌峰书院之旁，于吴则建春风亭为先生祠，与总督于公、巡抚汤公两祠并峙。至总督仓场时，尚有山东兖州府郓城县等十五州县士民具衣冠而来献者，曰：『前者，灉河之水当秋泛溢，淹民田不下数百万顷。公为济宁道时，疏浚宏深，使十五州县之水皆安流由灉入运、运入海；向之壑泽，今膏腴矣。廪邱之西，五岔口纡道为患；公捐赀筑堰，引水尽入灉。十五州县士民蒙利赖，议立公生祠；农夫欲建于野、舟子欲建于河，争不决，乃立于五岔口。今落成，敢献衣冠展瞻恋意』！先生歉仄再三，皆顿首固请；受之而去。其至孝本于天性，每逢父母忌辰，辄闭户饮泣，不饮酒、食肉；至己诞辰，亦思亲，不宴乐。耿太夫人在家，遣人问候不绝。四方之士及门受业者几千人，先生不问贵贱、智愚，悉接以礼，谆谆示以入圣之门、为学之要。其率先生之教者心悦诚服，终身不忍舍去，因以成章者甚多；其退而改行者，自惭而不敢复见也。读书自少至老，不厌不倦；虽鞍马舟车之上、死生危急之秋，未尝释卷。尝云：『延平静坐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朱子后来颇不以为然。盖佛家静坐，此心不要用。儒家静坐，此心原要用，必静坐始见得道理；与佛家有别。但静坐而不读书，亦不能见道理；不如易静坐为「居敬」而勤读书以求道理，乃为无弊。且子夏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存心之法，即在于读书，何可懈也』！其纂述者百余种，皆所以继往圣而开来学：辑「道统录」、「道统源流」，以明圣贤之宗传；辑「伊洛渊源录」、「伊洛渊源续录」，以明诸儒之统绪；辑「小学集解」、「小学衍义」、「养正类编」、「养正先资」、「训蒙诗选」，以端蒙养之教；辑「学规类编」、「学规衍义」、「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录集解」、「续近思录」、「广近思录」、「性理正宗」、「诸儒讲义」，以正为学之模；辑「家规类编」、「闺中宝监」，以示修齐之范。谓周、程、张、朱得孔、曾、思、孟之正传，故纂「濂洛关闽书集解」以配「学」、「庸」、「语」、「孟」，名曰「后四书」，屡经进呈，欲以颁行学校；而其「语类」、「文集」，复纂述较正而刻之。谓许、薛、胡、罗，又周、程、张、朱之正传，其「文集」及「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无不选择而刻之。谓本朝陆稼书学朱子之学而为许、薛、胡、罗之继起，赴闽时，特就其家访其遗书，得「问学录」、「读朱随笔」、「读礼志疑」三书，乃并其已传之「松阳讲义」、「文集」而并刻之。他如杨龟山、谢上蔡、尹和靖、罗豫章、李延平，衍程子之派者也；张南轩、吕东莱，取资于朱子者也；黄勉斋、陈北溪、陈克斋，受学于朱子〔者也〕；真西山、熊勿轩、吴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有明之学得其正而不为邪说所摇者，曹月川、陈剩夫、崔后渠、魏庄渠、汪仁峰、蔡洨滨也；本朝之学宗朱子者，张杨园、汪默庵、陈确庵、陆桴亭、魏环溪、耿逸庵、熊愚斋、吴徽仲、施诚斋、诸庄甫、应潜斋、刘仁宝也：其所述作，莫不精择而刻之。而吴朝宗、吴徽仲、施诚斋、诸庄甫、刘仁宝皆隐居力学，世莫能知，久将淹没不传；先生特为表章，尤见微显阐幽之义。先生于正学奋志修明，而于陆、王之学复排击不遗余力。或曰：『陆、王往矣，似不必复辨』！先生曰：『陆、王往矣，今之为陆、王之学者正不乏也，是陆、王往而不往也；予安能无辨哉』！又尝语学者曰：『今人自云有志程、朱之学，而于陆、王不敢明辨其非；只坐于正学，见不明耳。所见既明，则程、朱之与陆、王，如雅郑、朱紫，正邪截然；岂能姑恕』！然未尝特着一书以辟之，谓『〔程〕启皦之「闲辟录」、陈清澜之「学蔀通辨」、张武承之「王学质疑」已尽掘其根株，学者但取而读之，自不容于复入』。故于三书，皆精刻以示学者。又选「古文载道编」、「斯文正宗」、「唐宋八大家文集」，以见文之必本乎道；选「濂洛风雅」，以见诗之必本乎性情。诸葛武侯、陆宣公、韩魏公、范文正公、司马温公，其功业皆有原本；刻其集以着立朝之业；文文山、谢叠山、方正学、杨椒山、杨大洪，其气节皆足以风世，刻其集以彰致身之义。而石守道、海刚峰，其刚方之气亦足兴起，故亦刻之。他若「三朝名臣言行录」，已有定本，后经散失不完；「四书正宗」、「学易编」，仅有稿本，尚未成书；「五经大全」，意欲增删另成善本，而未有暇。晚年详订「大学」，依伊川改本，移「生财有大道」五节于「亦悖而出」之下；依古本，复「邦畿」三节于「听讼」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经」一章。大注博综诸说，考证精详；欲具摺具奏上请圣裁，而遽尔辞世，不及进呈。此又先生未竟之业也。其所自著者则有「困学录」二十四卷、「续困学录」二十四卷、「正谊堂文集」四十卷、「续集」十卷、「居济一得」五卷，又皆本于躬行心得之余，而足以为修己诲人、致君泽民之准。统观先生一生之述者，规模广大、节目精详，所谓「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极其大而无余」者也。后之学者，于先生之书详味而熟玩之，可知圣贤之学一脉相承、千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