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以来，官民之分愈严，上下之情愈隔，故治愈弗良。张、骆二公参用绅士，实有深意。今或惧其凌僭，莫如择贤。绅果贤，必不轻官；官果贤，必不至为绅所轻。不贤愚之察而官绅之分，抑亦误矣。且足下知绅之所以轻官乎？为守令者，不知朝廷设官之所以为民；为佐贰者，不知朝廷设官之所以佐守令以为民。呵殿而出，堂皇而居，自以为一方之尊莫我若也。而乡曲之民投以暮夜之金，则粲然启齿，曰杖而杖，曰囚而囚。彼见乎朝廷命吏可以私动如是也，有不自语而心焉鄢之者乎？绅士之所以轻官者一。尊贤敬士，先王之教也；见危授命，人臣之义也。今之为吏则不然，鞭挞庠序以立威，扶植丁胥以网利，笙歌醉饱，安而忘危，一旦变生仓卒，则翻然挟资财挈妻子以求活草间，甚或借士民之力以保身家，又盗其财而冒其功。烽火才消，猜疑顿起。人非木石，谁不寒心！绅士之所以轻官者二。仕路日艰，士大夫罕以节气为重，且夫赫赫隆隆者，辄卑礼哀辞求其援引，甚至结为师生，誓为父子。一旦致身通显，则又愧其从前，而思有以自异，于是貌为恭顺，阴肆挤排，潜弯射羿之功，以掩钻弥之迹。朝秦暮楚，道路知其居心。绅士之所以轻官者三。由是观之，木朽而蛀生，堤疏而水溃。绅士之敢于轻官者，实官有以自取也。”方伯不听。
贵州苗乱，始于咸丰四年黄平抗粮。不数年，六府皆陷，黔东、湘西无宁日。湖南援黔之师岁出，率收复空城，张功要赏。骆秉章为巡抚时，诸将尚能保境。久之，贼益强，边将益软且弛。自兆琛为将，驻军黔境，贼鼓众深入，掠沅、靖州郡。师经其垒，大呼曰：“兆公少休，吾且往掠湖南。”归则又呼曰：“敬谢兆公。”琛闭壁不敢出。于是湘中大震，民数惊，仕宦者视为畏途。同治六年，景东刘崐为巡抚，始劾罢琛，并斥诸将，专任席宝田。宝田，东安人，诚鸷善用兵，知苗驻寨为固，乃专攻其寨，寨坚不可拔，经数月乃克一寨。于是论者皆谓宝田迂滞不足任，且苗叛已久，道险瘴深，终不可克，不如罢兵。崐不听，持之愈坚。宝田既得苗寨，就营之，分兵雕击。出入五年，克苗寨数百。降者戮其渠，攻而后降者即不受，尽屠之。苗死亡略尽。张秀梅独与百余人窜山谷间，食尽，诣军前降。会崐以蜚语去官，某官代署巡抚，所奏报甚秘，人莫能知。明年四月，诏以湘军力战擒张秀梅有功，实授某为巡抚，众官升赏有差。龙汝霖《坚白斋集》中《喜闻官军平苗疆》诗曰：“槃瓠天南极，由来反侧频。俗饶巫觋贵，土狭獠獞贫。铜鼓边声肃，花橦贡布驯。屯田老充国，辛苦靖烟尘[谓傅公鼐]。”其二曰：“卵育繁殊俗，羁縻蚀太和。六年劳斧锇，百战失牂牁。蛮市遗音少，黔山野哭多。莫矜铜柱略，健将走廉颇。”其三曰：“祸福天人倚，循良治乱司。帝为剪鹑首，王竟斩龟兹。榷货军糈乏，橐弓士卒疑。安边定谁寄，满目是疮痍。”其四曰：“莽暴溪峝骨，穷荒寸寸开。指麾收九姓，谈笑望三台。霾曀阴阳沴，禨祥草木胎。忧危勤补阙，天意倘能回。”
郭侍郎嵩焘学问极博，于古今治乱升降之故，皆有得于心，言之成理，尤详究海外形势。咸丰时，随郡王僧格林沁备夷天津。王筑炮台于两岸，长数里，厚数丈。台置炮三千具，大者万斤，小者二三千斤。又伐巨木，列栅海口，护以铁锚，贯以铁绳。及夷人至，遗书论和，王怒不许。嵩焘曰：“战未必胜，不如姑与之和，徐谋自强。”王不听。嵩焘知边祸且亟，再三言，至于涕泣，王终不听。越数日，夷人以书来曰：“急去尔栅，我将以某日时至。”及期，王与将佐登台观之。夷以三舟来，去栅里许，自相旋绕。时顷，栅皆浮起。观者大惊，急发炮，子下如雹，海水腾沸，遂沉其舟，夷人引去。明年复来，遂有北塘之败。后十余年，边事益棘，朝廷思前事，复召嵩焘，以礼部侍郎出使英国。至伦敦，上书李相曰：
“二月初八日寄上第三信，想尘钧鉴。此间政教风俗，博大深厚，似其气象方日加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计其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又因其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八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传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而远。同治四年，乃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与中国构兵，火轮船遂至粤东。同治四年再构兵，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敝，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愚，以求遏抑天地之机，未有能胜者也。
“来此数月，实见火轮车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修造火轮车相劝勉，且谓中国富强实基于此。其始亦相与疑阻，即以初抵伦敦，苏士阿摩登海口言之，往来车运，用马二万余，虑妨其生计也，追车路开通，用马乃至六七万，盖以道途便利，贸易日繁，火轮车止出一道，相距数十里以下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