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俸官不得坐。正统九年春宴，带俸指挥使李春、指挥佥事王福不应与宴，入席搀坐，为礼部所劾，下法司论罪。
正统时，安定卫国师摄刺藏卜等以朝贡至京，各市茶二千斤。又奏安定王令市茶三千斤回用，乞赐车辆糗粮。英宗以茶数过多，诏允安定王五百斤，官为运去。其国师二百斤，徒众人一百斤，俱令自募人运。仍命礼部著为令。
正统时，府军前卫指挥佥事鹿麟受枉法赃，卖放操军三十九名。事觉。英宗命以百斤枷枷于教场号，令仍发辽东铁岭卫充军。后有犯者，悉准此例。
正统九年，敕户部曰：“朝廷令人易纳马草开中盐粮，本期资国便民，比闻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贪图重利，令子侄家人伴当假托军民出名承纳，又行嘱托，规从轻省之处。如东直门牛房，岁汁用草止十五万，今添纳至三十余万。积聚既多，久则必致下人乘隙侵欺。又各处所中盐粮，亦系官豪势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挟势将杂糙米上仓，该管官司，畏避权势，辄与收受，以致给军多不堪用。及至支盐，又嘱管盐官搀越关支，倍取利息。致无势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丧赀失业，嗟怨莫伸，其弊不可胜言。此皆尔等不能体国利人，循情受嘱之故。今姑宥尔等之罪，以后必须严谨禁约，草听殷实，军民承纳，御史监收，但作弊者即拿问具奏，官豪势要及该管官员之家，不许仍前承纳，与民争利。违者听御史举劾。各场务会计岁用之数拨纳。果有多余，设法另行堆积，以备支用，毋得滥收作弊。各处中纳盐粮，务要干圆洁净，敢有仍前挟势将杂糙米上仓，及该管官司听嘱收受者，听巡按御史及提督官拿问，情重者具奏处治。御史提督官纵容不举者，并治以罪。”
京民有受财教唆捏写诵状诬告平人者，刑部奏，虽称教唆，不系越诉。英宗命充军，后有犯者，悉准此例。
初，洪武间福建各场岁课银二千六百七十余两；浙江岁课二千八百七十余两。永乐间，福建增至三万二千八百余两；浙江增至八万二千七十余两。宣德间，福建又增至四万二百七十余两；浙江又增至九万四千四十余两。自是，地方竭而民不堪矣。英宗初即位，下诏封坑冶，民大苏息。至是，有盗矿脉相斗杀者。御史孙毓、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各言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事下二处三司议，福建三司附言，浙江按察使轩輗等奏曰：“复开银场，虽一时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间，恐有司横加科敛，人心摇动，其患尤深。为今之计，莫若择官典守，严加禁捕，则盗息矣。”朝廷是輗言。已而，刑科给事中阵傅复请开场，中贵与言利之官相与附和。乃命户部侍郎王质往经理。今福建岁课银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余两；浙江岁课四万一千七十余两。盖比宣德时减半，而比洪武时已十倍矣。至于内外官属供亿之费，殆过公税，厥后民困而盗益众，至正统十四年，王师戡定，民始安戢云。
旧制，税课司局官攒不给俸，日令巡拦供给。正统九年，山西太原府税课司巡拦言其所收钞少，供给太重。英宗命各处官攒悉照资品给俸，革其供给，后河泊所官亦照此例。
正统九年闰七月，敕谕云南总兵官左都督沐昂等曰：“得奏，言银坑年远坍塌，即今军民缺食，用人采办有妨屯守，然朝廷重在恤人，利非所计。顷因言者以云南罢敝，虑军资民食不给，欲因山川之利，以资官民之用。今尔等具言地利人情如此，所得不偿所费。朕闻之恻然。敕至即如旧停止，与民休息。”
正统时，大理寺卿俞士悦等言：“例文职受财枉法，满贯当绞者充军，其不满贯者，俱赎罪为民；武职出百死一生得官，今坐流徒杖者概充军，则前功尽弃而罪反重于文职。乞令武职受赃私纵操卒满贯当死者充军，其余不满贯当流徒杖者如旧赎罪还职，则不惟优待武臣，抑且宽恤刑典。”从之。
显陵神宫监右少监阮菊擅伐陵树百余株私用。事觉。英宗命斩之。
正统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驸马都督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八人懒慢不朝，请治以罪。英宗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既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规法？”命跪于午门前以愧之。
正统十年，英宗召礼部尚书胡濙等，谕之曰：“洪武以来，寺院庵观已有定额，近年往往私自创建，劳扰军民，其严加禁约。除以前盖造者遇有损坏，许令修理，今后不许创建。敢有故违者，所在风宪官执问，治以重罪。若纵容不问，一体究治不宥。”
正统时，平乡伯陈怀奏：山西行都司都指挥佥事吴浩胆略超异，武艺精熟。乞取到京擢用。英宗曰：“吴浩有胆略、材武，正可保障边隅。有功之日，朝廷自任用之，不必取来。”因谓兵部尚书徐等曰“自今在边有材略者，毋得辄动，著为例。”
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毁。至是，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修武伯沈荣、尚书王查、侍郎王佑督工修甓之。
英宗尝谓吏部尚书王直等曰：“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