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国初建宫殿时，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琢以甃地者。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美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者之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
南京新造宫殿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军士多有因战斗而伤残者，既不可备行伍，今新宫成，当设备御，可于宫墙外周围隙地多造庐舍，令废疾者居之。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因给粮以赡之，庶得有所养也。”
国初习元旧，俱尚右。至吴元年十月，太祖始命百官礼仪俱尚左。改右相国为左相国，余官如之。
太祖初置御史台，命汤和等为左御史大夫等官。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实为清要。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
太祖初命中书省定律令，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烦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求适中，以去烦弊。”故当时所定刑名条目，皆与臣下面议斟酌。其后条例日增，比拟日烦。轻重上下，惟凭奸吏之手。大失立法初意矣。
太祖遣世子、次子往临濠谒陵墓，谕之曰：“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择官辅导以行。
圜丘初成，太祖出观。时世子从行，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太祖指道旁荆楚谓世子曰：“古者用此为朴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损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太祖尝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大将军徐达等北征屡捷。太祖遣人谕之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坐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按此谕，凡为将者不可不知。
太祖尝谓大理寺卿周祯曰：“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岂能悉晓其意？有误犯者，赦之则废法，尽法则无民。尔等所定律令，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户晓。”祯等乃为《律令直解》以进，太祖览之，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条格》之书，非不繁密，但资官吏弄法，民间知者绝少，是聋瞽天下之民，使之不觉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颁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矣。”
太祖时，中书省臣有请科民间布囊运粮者。太祖曰：“国家科差，不可苛细，苛细则民不堪。今库中布不乏，为囊甚易，何用复取于民？”
太祖以诸子年渐长，宜习勤劳使不骄惰。命内侍制麻履行腾，凡出城稍远，则令马行其二，步趋其一。
徐达既下山东郡县，太祖即遣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然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狃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弊，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以生乱阶。今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生养休息耳，即扶元气之谓也。有守令之寄者，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饣方百官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