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水师之制依此为准，头篙、柁工依哨长，舱长依什长，唯无长夫，而哨官倍之，故水军一营，月支千九百十一两二钱。
马队依前制，营官一员，月给银八十两，哨官月给银十两八钱，先锋官月给银六两，亲兵马兵月给银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亲兵之饷，步兵月给银四两五钱，火棚长夫如步军之制。凡马，月支麸豆银二两，每营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营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
凡统将，得专置营官，营各献助公费，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二千人，又公加公费银百两，夫价银卅两。统五千者倍之，统万人者三之。万人则廿营，营助百金，并之则月三千金，此湘将之廉者也。楚军之制，于所统营各置司籍一人，则军阙未补者、或竟阙者、或除名者，饷皆入于其将，军械修补之费不与焉。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唯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其天人乎？勤所 事，诚有所不暇也。刘长佑军士辄取足额，席宝田争之，以为徒自弱，必不能战，所谓廉将者，非□于用之足贵也。然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而昧者徒取战胜，不用文儒，则冒死之将汩廉捐耻，日趋于乱。
筹饷篇第十六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史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柄、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卅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载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岁积。寇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方舟并下，乃设局沙市，试榷其税，因资羡余以充官用，岁益银至百余万。时湖南亦食粤私，院司欲准湖北例笼之，不能效也，然亦岁榷银三四十万。
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欢。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设夫马局，津贴捐输乃更为敝治，非独务本难也。逐末竞利犹待人而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