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谓余衣一女仆之衣，乘一破骡车，而此女仆，乃作太后装束，乘吾之轿以去。吾诚不知谁造谣者。人既信之，则居北京之外人，自不难得而悉之矣。今再与尔述拳匪之事也。其时，奴婢待余之虐，盖已甚矣。方吾去时，几无一人愿与吾偕，且迁都之议，宫中尚未筹及，而彼等已于其先相率避去。其不去者，则环立吾侧，以觇动作，而不事所事。余见其如是，决意亲询之，以视愿随者有几人焉。故语之曰：”愿从者从，不愿从者，离此也可。‘乃余言甫毕，而侍侧以聆是者，已寥寥。吾见之，诚不能不惊奇也。仅得太监十七，老婢二人，婢女一人，即长寿是也。渠等佥谓无论如何，必与吾俱。吾之太监共三千人，乃不俟吾点验，而去者殆尽。中有劣者，且有所无礼于吾，掷吾宝贵之瓶于石板上而破碎之，盖知吾之将去不能有所惩治也。吾涕泣终日，而祷于太祖太宗之前，祈其护佑。从吾者亦随吾祷。至吾之家族相从者，仅皇后一人而已。戚族某，吾最爱之，凡有所需，均如其愿，乃亦竟不我偕。至其所以不偕之故，盖以为外兵见宫人之走者，无不杀之耳。“余等行后七日，余遣一太监归，见此戚人仍居北京。伊询太监：曾否有外后追逐，而余之见杀未也？但此后数日，日兵占居宫殿，彼即见逐。盖彼初意，虑其必死。继以余尚未见杀，故意来居宫中，或可与余等偕去。至彼遄征之速，余迄今尚不得其故。一日晚，余等方居乡人陋室中，彼忽与其夫偕至，其夫固甚佳者。彼当告余，以余之去，如何怅惘及急欲知余安危之状，且言且泣。吾当禁其弗语。仅以所言殊不之信告之。自此以后，遂与吾绝矣。而余之旅行，艰困殆极，日居轿中，自日之未出，以至于既暮。夜则宿于乡村中。尔今闻是，必且悯余。以余之老，犹且受此苦难也。
行时，帝则乘车，以骡负之，后亦若是。余于途中，仍自祷高曾，乞加冥佑。惟帝则终始无言，从未启齿。某日，又遇数事：是日雨大至，轿役逃者数人，而骡又暴毙数口。天既天热，雨如倾盆，一一注余头上。另有小太监五人，又复逃去。至其所以逃去之故，则以前夜余见其虐待县官，而不得不惩治之也。此县官曾供给周至，务期安适，惟食物本难致。余曾闻彼与县官争斗，而县官则跪其前，乞其勿语，且允其所索。余于斯不禁大怒，夫以旅行之景况如是，苟有为之供给者，诚不能不自足矣。
行经月余，始达西安。余之疲困，几不堪为尔言。而余心烦闷之甚，更不待言矣。以是致余大病，几三月始愈。终余之身，余不能忘之也。
《清宫禁二年记》卷下（清）裕德菱著光绪二十八年春，余等始返北京。及余得见宫闱，诚不能无恐怖之观念。盖凡百事物，大异初观。吁，可哀矣！宫中华饰，其可宝贵者，非经破损，即经劫窃。三海内之珍宝，几无一存。即余所日祷之白玉佛，亦复有人坏其手指。外人且有登余宝座，而摄影去者。当余居西安时，虽以督署备余行宫，然其建筑太老，湿重，且易致病。余寓其中，如入地狱。继皇帝又因是病矣。今欲一一语尔，为时颇长。思余生平，备尝艰阻，而以末年为最。苟余有暇，当为尔详言之。吾颇愿尔知其真相焉。
今吾且再论康格夫人私觐事可也。此次私觐，必有特故，吾但愿其再勿有所呈请，以余深不愿却之也，尔能度其一二否？余告太后：“必不致有特故。或康格夫人，以其娴习礼也，故尔有是举。且吾亦不信其有所呈请。”太后曰：“吾之所反对者，仅以康格夫人，恒偕一女教士来，为之译人也。今吾既有尔母及尔姊妹，吾思之，必且足用矣。彼之此举，吾诚不能谓其必是。且译人之华语，吾又不能尽解。外交界中诸夫人，吾甚愿见之，但非所论于教士也。苟有机遇，吾且禁之。”次日晨，庆王告太后谓：“美国海军大将伊文斯暨其夫人，及其偕行诸人，欲觐太后。美国公使，特请分两次朝见，并谓：昨日所陈康格夫人自请私觐事，实误也。”
早朝既毕，太后乃笑而言曰：“昨日吾非语耳，既请朝觐，必有其故耶？吾宁见美国海军大将及其夫人也。”又回首语余等曰：“其整齐各物，务期悦目。凡吾室中所有，其尽易之。必如此，则吾等起居状况，始不致为外人所知也。”余等均知此举，不啻举宫殿而翻覆之，事大不易。然皆应之曰：“是。”
当预定朝见日之前一夜，余等乃举障窗红帘，而易之以天蓝色者。他若椅机之垫褥，亦易之，色与是同。于是时也，余等方督太监辈从事工作，忽见数太监入室，携一大匣，满盛时钟，而太后亦于时入，乃命将青玉之佛，一一移去，而宝玉华饰，亦间移之，而置时钟焉。盖以为世所希有，不轻欲外人见之也。余等又易绣门帘三袭，而以绿色者代之。至此门帘，亦所希有。盖帘为金丝织成绣佛五百尊其上，道光帝曾用之。太后以为悬此于户外，可辟百邪。故太后特命朝见后，必以一人复悬之。毋或忘。继余等又整齐其器用，伊之梳妆台，为诸物中之最重要者，恒不欲人见之，虽官吏之夫人亦然，故乃为之移置密室中，而加锁焉。继又易其榻，凡有红者，尽以绿代。其原有之器用，皆檀香制，榻上之雕刻物，质亦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