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有福州府遗缺知府刘国光，已于八月初间到省，堪以委令署理。又署台湾府知府孙寿铭，饬回台防同知本任；所遗台湾府篆，查有候补同知向焘精明干练、向有政声，堪以委署。又署嘉义县知县何逢，因案参革。所遗嘉义县篆务，查有署闽县事、本任云霄同知雷其达洞悉民情、能耐劳苦，任内并无承缉盗案将届四参限满以及经征钱粮有关降调处分，堪以调署。据藩、臬两司会详前来。除批饬遵照外，臣等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
正月十七日（公历三月初一日——即礼拜四）
论服生番事
昔蜀汉时，诸葛武侯将欲往征南蛮，集众僚属访问方略；马谡进言曰：『当以攻心为上策』。武侯纳之。进兵之后，擒其酋长，屡次纵还。从官谏曰：『丞相如此，则南方何时可定』？武侯曰：『吾必令其心服而后罢兵』。后果屡擒屡纵，南蛮均已心服，皆愿奉朔纳贡；曰：『南人均感丞相恩威，誓不复反矣』！兵退之后，并不设官置吏、留戍屯粮；仍令其酋长自行治理，不复绳以汉法。后竟终汉之世，而安堵如故，不再犯边。是皆武侯有以服其众心，故始能如此也。此盖深得乎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之遗义也。三王之服人也，以德服人之心也。五霸虽欲以力服人，然犹须外假仁义以服之；而人犹以势服，不以心服也。
五帝以前之事，第弗深考。至禹征有苗，苗仍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岂非前事之师与！厥后汤能以心服人而有天下，周之文、武亦如之。桀、纣之亡，非其势不足服人，实其心不能服人也。及至楚以兵征蛮，而蛮仍叛；晋以礼和戎，而戎皆平：盖亦由于其心服与不服故也。后世之防夷狄也，惟以兵戈；故兵出则退、兵敛复来。仅光武之世，能令匈奴遣子入侍、来学；故东汉一代，边患少息。宋仁宗遣富弼结好契丹，后无边患者亦数十年：皆因能使其心服也。否则，即如隋、唐之强，能灭一夷，而一夷又叛；但以势服，不能以心服故也。本朝之初，如蒙古、如西藏、如新疆，亦均屡叛。近则蒙古、西藏均已底定，永为不叛之臣；惟新疆之回民，尚复顽梗如昔。至如各省之苗，一经改土归流而复又梗化者无几，亦可见其心服也。
向者台湾一岛，皆系土番；自台湾归附后，番人亦多向化。故今则分熟生两种，熟番已与平民无异。惟生番种类尚多，其凶暴直与虎狼相等；故性皆喜食人，凡有海舟遭风至其地者，往往为其所食。是即聚其丑类而尽歼之，亦不过与夷戮禽兽相若。但国家深仁厚泽，不忍一物不得其所；岂忍尽行诛之！乃自前年日本欲行剿灭，国家不欲不教而诛，故给银以息兵，实欲保全其种类之身家、性命也。惟生番蠢然一物，自外生成。初则以兵临之，亦尚有就抚者；孰意兵退又叛，戕我将官、杀我兵勇，直有理喻、法禁俱穷之势。至今年余，尚复如故。现又闻其滋事，故传闻丁中丞有添勇往办之意。然吾谓生番之中亦当有少具人性者，使招之来，衣食之、教诲之，或能使其感动，激发天良；再令其归，招其少知人事者来，如法待之，或能使其心服，而率其种类尽归教化，亦如武侯之服南蛮也。若仅以兵临之，恐难服其心也。
但此据理而言；惟生番远隔海外，究竟能否以恩德抚之，此亦不可必之数也。丁中丞才略素着，自必有善法以处之，使生番全行心服；想不待他人之筹划也。拭目俟之！
二月初一日（公历三月十五日——即礼拜四）
论丁雨生中丞办理台湾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岂徒用兵之事宜尔哉，盖凡事皆然也。故自来言利之臣，苟一旦使长国家，惟知放利而行，必致天怒人怨，灾害并至；因其全然不顾天时、地利、人和，故至于此也。然自来言利之臣与兴利之臣，貌似而实殊。盖言利之臣，其心私而刻，但知损下而益上；兴利之臣，其心公而溥，必能裕国以足民。其中之分辨，实有差若毫厘、失之千里如此者。昔管仲、刘晏仅兴盐利，一以霸齐、一以复唐；盖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用人之谋力以兴之，故不至于扰民，而尚可以富国也。若王安石之言利，固有大谬不然者。夺民之利以为国利，不能另设一法、另兴一利；即能有利于国，必致不利于民，岂足为利！又何况并国亦尚不能利哉！上古草昧初开，无所谓利。后圣人作，教民农桑，而耕织之利兴；又教民以土地之宜树艺万物，而种植之利兴；为之商以事懋迁有无、为之工以令制造器物，而工商之利兴。第耕织、工商之利既兴之后，亦不能再有所兴也。后有贤圣之君，亦不过因其势而利导之，不劳民、不敛财，使之上顺天时、下尽地利、中得人和，培养元气，君民俱足以相安于无事。故既无利可兴，岂可惟利是言！若仅言利而不兴利，不流于掊克聚敛而不止也。近二百年来，西国深明此理，故专心致志于格致之学，而兴开釆、制作之利；取煤铁以用、造机器以代人、设公司以通商，是天地自然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