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国字平甫，介甫之弟也，常非其兄所为。为西京国子监教授，溺于声色。介甫在相位，以书戒之曰：“宜放郑声。”安国复书曰：“安国亦愿兄远佞人也。”官满，至京师，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时人以为必除侍讲。上问以其兄秉政物论如何，对曰：“但恨聚敛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悦，由是别无恩命。久之，乃得馆职。安国尝力谏其兄，以天下忄匈忄匈，不乐新法，皆归咎于公，恐为家祸。介甫不听，安国哭于影堂，曰：“吾家灭门矣！”又尝责曾布以误惑丞相，更变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变法，何预足下事？”安国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杀身破家，亻及先人，发掘丘垄，岂得不预我事邪？”
士大夫以濮议不正，咸疾欧阳修，有谤其私于子妇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蒋之奇承流言劾奏之，之奇仍伏于上前，不肯起。诏二人具析语所从来，皆无以对。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谪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偶因燕申之言，遂腾空造之语，丑诋近列，中外骇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须阅实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辨章之屡闻，皆懑谰而无考，反云其事暗昧，不切审实。”又曰：“苟无根之毁是听，则谩欺之路大开。上自迩僚，下逮庶尹，闺门之内，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称濮议之是以媚修，由是荐为御史，既而反攻修。修寻亦外迁，其谢上表曰：“未乾荐祢之墨，已关射羿之弓。”
熙宁十年七月，王韶献所著，名曰“发明自身之学”，皆荒浪狂谲之语。其一篇曰《法身三门》，其略曰：“敷阳子既罢枢密副使、知洪州，于庐山之北建法堂，中建法身像，号曰太虚无极真人，遂立三门，一曰鸿枢独化之门，二曰万灵朝真之门，三曰金刚巨力之门，太虚无极真人独化行于天下，而天下方赖幽明显晦，有识无识皆会而朝之。太虚无极真人出独化之门，建大法旗，击大法鼓，手提玉印，临大庭而躬接之。”其书凡十万余言，皆仿此。既而进御，又摹印以遗朝中诸公及天下藩镇学校，其妖妄无所忌惮如此。王公仪得其书以示余。
观文殿学士、知洪州王韶谢上表曰：“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曰：“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忿；指レ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论虽时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尝曲徇。”又曰：“晓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异。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以赞一朝之盛美。”知杂御史蔡确上言：“韶不才忝冒，自请便亲，敢因谢表，辞旨怨愤，指斥圣躬，公为罔慢。”于是落韶观文殿学士，降知鄂州。
交趾之围邕州也，介甫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两府会议于天章阁，介甫曰：“如此则闻愈彰，不若只就东府。”上从之。介甫忧沮，形于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尔，况居边徼者乎？愿少安重，以镇物情。”介甫曰：“使公往，能办之乎？”韶曰：“若朝廷应副，何为不能办？”介甫由是始与韶有隙。
李士宁者，蓬州人，自言学道，多诡数，善为巧发奇中。目不识书，而能口占作诗，颇有才思，而词理迂诞，有类谶语，专以妖妄惑人。周游四方及京师，公卿贵人多重之。人未尝见其经营及有囊橐，而赀用常饶，猝有宾客十数，珍馔立具，皆以为有归钱术。王介甫尤信重之，熙宁中，介甫为相，馆士宁于东府且半岁，日与其子弟游；及介甫将出金陵，乃归蓬州。宗室世居者，太祖之孙，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士宁先亦私入睦亲宅，与之游。士宁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会仁宗有赐英宗母仙游县君《挽歌》，微有传后之意，士宁窃其中间四句，易其首尾四句，密言世居当受天命以赠之。世居喜，赂遗甚厚。
进士叶适试补监生第一，介甫爱其所对策；布衣徐禧得洪州进士黄雍所著书，窃其语，上书褒美新法，介甫亦赏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书习学检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荐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见，适奏对不称旨，上以介甫故，除光禄寺丞、馆阁校勘检正官，月余而卒；禧称旨。禧无学术，而辨口，扬眉奋髯，足以移人意。上或问以故事，禧对此非臣所学云云，其说皆雍语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禧与其妻先奸后婚，妻恃此淫佚自恣，禧不敢禁。”又言：“禧前居父丧而博，为吏所捕，因亡命诣阙上书。”
郑侠，闽人，进士及第。熙宁七年春，上以旱灾，下诏听吏民直言得失，侠以选人监安上门，上言：“新制，使选人监京城门，民所赍物，无细大皆征之，使贫民愁怨。人主居深宫，或不知之，乃画图并进之。”朝廷以为狂，笑而不问。会王介甫请罢相，上未之许，侠上言：“天旱由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既而介甫出知江宁府，是日雨，侠自以为所言中，于是屡上疏论事，皆不省。是岁冬，侠上疏几五千言，极陈时政得失、民间疾苦，且言：“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独冯京时立异